回不去的羌寨

羌,是甲骨文中反复出现的惟一一个氏族名称,中华族群和巴蜀文明最古老的源头之一招魂儿童节傍晚,夕阳西下,土黄色的阳光洒在汶川县萝卜寨土黄色的羌寨废墟上,满脸黄土的释比王明杰一言不发地敲着羊皮鼓跳起了招魂的舞。高山上呼啸的风声,伴随着羊皮鼓咚咚咚的响声,弥散在空气里。周围的人或静静地抽烟,或闭     

前苏联档案中关于王明和邓文仪的会谈纪要

20世纪30年代中期,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剧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促使国民政府内外政策逐步发生变化。对外方面,同苏联的关系有所改善,对日本态度趋于强硬;对内方面,国民政府在仍然坚持“剿共”政策的同时,乘中苏接近之机也打算利用抗日的旗帜同共产党谈判,以便“政治解决”中共问题。1936年初,蒋介石派驻苏大使馆武官邓文仪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领导人王明直接进行会谈。这一时期国共两党的秘密接触和谈判因种种原因未能取得积极的成果,但对以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到了铺垫作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和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讨会,在2003年编辑出版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文件集第四卷下册①中,公布了1936年1月17日、22日和23日王明同邓文仪三次会谈的记录,以下三份文件均译自上述文件集。     

聆听毛主席在延安的五次讲话

1937年11月,王明、康生和陈云三位党中央领导人,从苏联回延安,受到在延安的中央首长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张闻天(洛甫)总书记、秦邦宪(博古)等党政军负责人、机关、学校、部队及延安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并在机场上召开了极为隆重的群众大会。     

博古的两位夫人及其儿女

凡懂得一点中共党史的人．不会不知道王明、博古。这主要是由于他们曾制定和推行一条给中国革命造成极大危害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即王明路线。     

1938年毛泽东与王明政治关系评析

1938年,不仅是中国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的一年,也是中共党史关键的一年。这一年,中共召开了意义深远的六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正式确立了毛泽东的不可撼动的最高领袖地位,毛泽东与王明政治关系亦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从此王明这个共产国际派来的钦差大臣离中共中央核心机构渐行渐远,经过延安整风彻底出局。所谓毛泽东与王明的政治关系,长期以来,在中共党史上被说成毛泽东与王明右倾投降主义作斗争的历史。根据传统说法,所谓王明右倾投降主义在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基本形成,王明鼓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简称“二个一切”),主要表现在他与国民党谈判时,放弃独立自主原则,提出建立国防政府,“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编制、统一待遇和统一作战计划和行动”等;过高估计国民党、蒋介石,宣扬国民党是“中国一部分优秀进步青年的总汇”,蒋介石是“坚决领导抗战的人物,将成为中国的不朽的民族英雄”;主张以抗日与否来划分敌友,不赞成关于国民党有左中右的划法,提出应以抗日和亲日为标准等。本文根据历史档案,认为这段时间,不存在着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路线,毛泽东与王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基本策略方面是一致的,没有原则上的分岐。他们的主要分岐在三个方面:(一)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意见不一。(二)组织上王明闹独立性。他在主持长江局工作时,常凌驾党中央之上,有成立“第二中央之嫌”。(三)毛、王政治上的歧见反映在思想上就是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是中国共产党思想上的一次伟大的解放运动,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取得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将王明在武汉工作时期定罪为右倾投降主义是在延安整风中逐渐形成的。     

王明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形成

王明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代表.他犯过极为严重的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损失,这是众所周知的.但本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态度,笔者认为,对他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不同阶段及同一阶段不同方面的言行应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在指出他所犯错误的严重性的同时,也要明确肯定他与坚持正确意见的同志有一致之处,对他某些方面的正确思想及对中国革命所起的某些积极作用,应如实加以肯定.     

助推蒋介石与王明上台的苏联驻华两顾问

在中国现代史上有个很有趣的事,蒋介石和王明上台执掌大权都与两个外国人有关。这就是,苏联顾问鲍罗廷第一个把蒋介石推上权力高峰;无独有偶,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米夫亦助王明上台执掌中共领导大权达四年之久。     

价值万贯的“猫鱼碗”

民谚说:家有万贯,不如钧瓷一片。民国十年(1921年)前后,老北京一户大宅门里,竟然用一只名贵的北宋钧窑碗盛猫鱼(猫食)喂猫,随后这只猫鱼碗又在中外古董商间演绎了一连串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