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辱兹事大矣

中华民族历来讲究荣辱观,强调羞耻心于人十分重要。古代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文学家有关这方面论述的名言警策不少。比如,春秋时期的孟子主张仁政,在他看来：“仁则荣,不仁则辱。”他认为：“人不可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又说：“耻之于人大矣。”汉代的桓宽在《盐铁论》中有云：“贤者不容辱。”王安石在《拟上殿进札子》中有道：“所荣者善行,所耻者恶名。”欧阳修则在《魏公卿上尊号表》中有言：“不知耻者,无所不为。”可以说,千百年来,正是由于一代又一代的炎黄儿女恪守为人的荣辱观,明礼义,知廉耻,见贤思齐,从善如流,有所为有所不为,我们泱泱华夏才无愧于文明之邦,礼义之邦。     

乌台

在古代,人们习惯称国家监察机关御史台为乌台。典出《汉书·朱博传》“:是时御史府吏舍区井水皆竭;又其府中列柏树,常有野乌千棲宿其上,晨去暮来,号曰朝夕乌。”由此人们就称御史台为乌府或乌署,亦称乌台或柏台。可是,李国文先生在介绍苏轼遭遇“乌台诗案”之祸时,却与众不同地把乌台解释为北宋首都开封的一个固有地名。他先在《中国文人的活法“·城东不斗少年鸡”》一文中说“:乌台是都城开封御史衙门所在地”。接着又在《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王安石之死》一文中进一步强调“:乌台是宋代开封御史衙门所在地,由于那里有几棵大树,乌鸦营…     

试论禅宗对王安石晚年诗风转变的影响

从“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的开拓创新,到“春风日日吹香草,山南山北路欲无”的怡然自如;从“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的自信洒脱,到“何须更待黄粱熟,始知人间是梦间”的超然物外,北宋一代名臣王安石（1021-1086年）,在主持了将近8年的“熙宁变法”之后,晚年退隐钟山,自此清心寡欲,潜心研究佛法,与佛教禅宗结下深缘。其晚期诗作深受禅宗影响,在内容与风格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略论王安石教胄思想

王安石(1021-1086)是北宋卓越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也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他推行教育改革，发展官学，使宋代教育为之一振，为我国古代教育史写了光辉的篇章，对于我国古代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张荫桓之死

正在人们的记忆中,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等六位志士被杀害,史称戊戌"六君子"。殊不知"六君子"之外,还有一位捐躯者不应被遗忘,虽说他遇害不在菜市口,遇害时间也比"六君子"晚了近两年,但他也是因那场变法而获罪,也是面对砍头毫无惧色,从容就义,成为因变法而殉难的第七位君子。这位值得后人称颂的维新志士,就是官至户部侍郎兼总理衙门大臣的张荫桓。     

“当时大本从忠谏”——以王安石与赵抃切入的宋代士大夫政治关系考察北大核心

透过熙丰变法前后王安石与赵抃的交集,可以窥见的是,宋代士大夫之间的政治关系,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冰炭不投。在士大夫政治的背景之下,儒学的教养和政治主宰的使命感,让多数士大夫拥有治国平天下的共同理念。在士大夫之间,尽管因具体施策的主张出现分歧,但多是止于公事层面的争执,较少夹杂个人恩怨。这是政治生态在激烈的党争时期以外的正常状态。     

醉美东钱湖

在宁波市东南近郊连绵的青山群中,有一片浩瀚的水面,她便是被郭沫若先生誉为"西子风韵、太湖气魄"的东钱湖。千百年来,东钱湖演绎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人们在湖畔繁衍生息,并且留下了他们的生活痕迹。有了人,湖便有了灵气。经过上千年的变迁,东钱湖从单纯的灌溉之湖,变成了一个集湖光山色和历史文化于一体的景观性湖泊。去往东钱湖,是在一个夏末初秋的早晨,白色的晨雾弥漫。行走其中,就像是在拨开历史的层层迷雾,而东钱湖,无疑就是那个谜底。当一轮红日从湖的尽头缓缓升起时,我们终于站在了东钱湖开满鲜花的堤岸上。看着眼前一派烟波浩渺的湖水,原先的辛苦追寻似乎都是值得的。此刻,什么都不想做,只想躺在湖边的草地上,在心底,轻轻地道一声:你好,东钱湖……     

“中国维新第一导师”翁同龢晚的年生活

<正>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翁同龢在康有为、张骞等人劝告不宜久留京城的情况下,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离京归籍江苏常熟。缘由6月11日(农历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正式颁诏,宣布《明定国是诏》,实行变法,从而揭开了"百日维新"帷幕。该诏书是翁同龢亲手执笔拟就的。这时,翁同龢遭到了安徽布政使于荫霖、军机大臣刚毅等人的陷害,被弹劾"误国     

宋代史学三厄

宋代治发达，史学也受到相当的重视。王应瞵在《困学纪闻》卷一二《考史》中提出：“史笔之褒贬，万世之荣辱。”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朝廷重视讲读史书，《石林燕语》记载，仁宗皇帝曾命儒臣“检讨唐故事，日进五条”；大臣修史可以获得很好的待遇，司马光修《资治通鉴》，获准“以书局自随，给之奉禄，不责职业”(司马光：《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