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献陵

天蒙蒙亮,我们就出发了。 以前来过西安,旅游线上的景点都去过,反倒增添几分迷茫。道路平敞,油漆光鲜,使人难以感受到悠远的古朴,也许历史总是被封锢于现代包装里。但我还是想苦苦找回当年的真实。于是,我特地选定了尚未开发的唐高祖献陵。 的士朝东北通过灞桥,往日依依不舍折枝送别的含烟绿柳是看不见了,所以,我们也马不停蹄地向前赶路,才琢磨清楚旅游图的线路标识,车已经进入三原县境。 问了好几位当地人,谁也说不清献陵在何处。从西周到唐绵延两千年的岁月,这里从来是国都的首选之地,周围不知道埋葬了多少帝王将相,直让…     

北魏平城崇光宫探析

崇光宫是北魏献文帝拓跋弘禅位后居住的宫殿,据史书推测其位置大约在都城平城北郊。文章试图通过《水经注》和《魏书》有关崇光宫的记载,结合鹿野苑石窟的位置,将崇光宫遗址限定为距鹿野苑石窟东至南半径为4～6公里的范围内,结合已有考古资料推测大同站东北魏建筑遗址为崇光宫遗址,并通过文献资料推断崇光宫营造年代上下限。通过对史料记载崇光宫的现实状况和更名情况的探析,认为崇光宫并非荒野陋居,且崇光宫更名宁先宫是在献文帝去世之后。     

立鸟形耳簋初探

立鸟形耳簋是一种以立体鸟形作簋耳装饰的簋形,鸟形耳造型灵活别致,加上这种簋的器体往往也铸造精良,刻画繁缛华丽的纹饰,使得簋整体极具美感。立鸟形耳簋是借鉴了商末周初的兽首鸟身形觥鋬的造型特点,在西周簋类器地位上升的背景下产生的。经过成康时期兽首鸟身形簋耳的进一步发展,至昭穆时期发展成熟。这种特殊的簋形,昭穆时期有12组(14件),夷历时期所见3件,说明昭穆时期是其繁盛期,在晚期有所复兴,但鸟耳形态上的生动性已减弱,体现了衰落的趋势。由于其具有清晰的发展脉络及明确的时代特点,对西周铜器断代有一定的参考作用。本文即以立鸟形耳簋为主题,尝试研究,以理清其发展线索,突显其时代特点,以为断代工作服务。另一方面,由于耳部造型极具动感,整体美学价值非凡,值得诸位关注。     

陇县新发现的鸟纹方座簋

在为纪念陕西历史博物馆开馆十周年举办的《陕西省新发现文物精品展》中,展出了一件陇县图书博物馆1998年10月征集的鸟纹方座簋(见封底)。这件方座簋保存完整,花纹独特,不仅是一件难得的艺术品,在我们认识方座簋及宝鸡地区青铜器的特点方面也有很重要的价值。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决策的经过

正今年10月16日,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50周年纪念日。50年前,我当时在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二局(以下简称国防科委二局)任参谋,从事核武器研制、试验的组织管理工作,参加了原子弹爆炸试验的准备和实施工作。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我被派到由当时二机部和国防科委联合组成的临时     

莒县西大庄西周墓青铜容器的王世判定——附论玦形卷体龙纹

<正>众所周知,以考古类型学来考察一件器物年代,只能划定其使用的上下限,器物流行时间锁定在一段区间之内,无法直接得出确切的数值,铜器上纹饰的断代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好比几个数字,各自的约数都会比较多,而它们的公约数则可能只有一两个,这样极大地缩小了取值范围。同理,如果是同墓所出的一组青铜器,种类偏多,各器的纹饰也不尽相同,只要分别用年代明确的标准器来衡量,同时结合器形和纹饰来考虑,虽然每件器的年代都会有游离的区     

新出杞伯簋浅谈

本文介绍一件形制特殊的豆形杞伯簋,通过与其它相关陶器、青铜器的对比研究,并结合杞国的历史地理情况,指出这件豆形杞伯簋是杞人的一种创造,对认识青铜簋的演变以及杞国的历史文化具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     

翼城大河口M1034所出叔骨父簋铭浅议

新近公布的山西翼城大河口M1034所出一件叔骨父簋,据墓葬年代及铜簋形制、纹饰判断,时代当在西周中期前段。铭记叔骨父曾得到过“侯”的作庙赏赐,后举行祭祖的■祭礼。可能为特意表达对侯的感激或恩赏之意,并延请侯莅临,然后又得到了侯的额外赏赐。铭文所言之“侯”或当指晋侯。簋铭的史料价值,主要在于为进一步研讨西周时期晋、霸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证据。     

霸伯簋铭文校议

山西翼城大河口墓地出土的霸伯簋铭文涉及西周时期盐卤和丹砂的物流交换,对铭文的研究揭示了西周时期晋南地区各种势力对当地重要资源的控制情况,有利于了解西周王周内部诸侯、邦伯的关系。     

村落间仪式性馈赠及交往的变迁——以京西黑龙关庙会为例

基于多次对北京房山区河套沟地区的的黑龙关庙会及其村落的田野调查所得,文章着重关注社会变迁对多村落间交往模式的影响。作为地区中心型庙会,黑龙关庙会由多村落联合举办,其在"河套沟"文化空间及景观的仪式建构中具有根本性的意义。文章从横向/纵向情境、竞争性/非竞争性、表达性/工具性三个维度对"走会"与"献会"进行区隔,希冀借此对"河套沟"内部间及外部村落的交往模式和结构进行透析。在此基础上,对"仪式性馈赠"的概念进行界定与分析,探讨作为一种"仪式性馈赠"机制,它们对传统村落生活中社会关系网的凝结以及区域社会中地方认同感的缔结起到了怎样的作用;伴随着社会变迁及现代化的进程,在这样一种结构化的交往模式及交换体系中,是什么使得它在其发生的场域中依然呈现出结构化的功能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