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直报怨”到“以德报怨”——由刖者三逃季羔论儒家的仁与恕

怨是人之常情,亦是人之通病.自古及今因为利与情,人们心中之怨良多.孔子洞察于此,指出“怨”的产生主要是人们“放于利而行”,他以一贯之道“仁”化解“怨”,提出在原则上“以直报怨”,在方式方法上以“忠恕”之道解怨,在目的上“求仁得仁”而“无怨”.     

须弥福寿之庙班禅居所——吉祥法喜殿探微

公元1780年是乾隆皇帝七十寿辰,六世班禅不远万里来承德为乾隆皇帝祝寿,乾隆大为感动,特命在承德营建须弥福寿之庙,以供班禅入觐时驻跸。吉祥法喜殿就是班禅下榻的住宿楼,殿内陈设极为豪华,构成了一座丰满的艺术殿堂。     

宋代记注官直前奏事考论

宋代一般官员奏事,需经中书请旨后牒知■门;直前奏事的官员,则可免申中书,直牒■门。北宋中期以前的记注官不能直前奏事,神宗熙宁四年,张琥凭借记注兼谏官的身份,争取到免牒直前的奏事特权。元丰二年,允许不兼谏职的普通记注官后殿直前陈述史事。南宋绍兴三年,宋廷重申元丰二年诏令,普通记注官稳定地享有了直前奏事的权力,奏事内容逐渐突破史事的限制。隆兴元年,通过左右史胡铨、王十朋的奏请,普通记注官最终获得免牒特权。宋代记注官的奏事权,与皇权、相权之消长密切相关。君主将“二史直前”视作下情上达的“言路”之一,为防范大臣壅蔽,选择支持记注官直前奏事。通过掌管信息通进的■门,皇帝可对记注官直前奏事进行干预,将其纳入可操控的范围之内。     

省界错壤与洪灾调适冲突——以明清卫河下游直鲁交界地区为中心

文章引入美国人文地理学家吉尔伯特·F·怀特的洪灾调适理论,主要考察明清时期卫河下游直隶、山东两省交界地带的清河、武城和临清州因水灾而发生的冲突与协调的过程。指出面对洪灾,三州县选择了截然不同的调适方式,即筑堤防水与开渠排涝。历史地来看,洪灾调适的方式通常源于洪泛区民众的生存本能,是一种自发而无序的行为,但在实施过程中,因交界地区"界"的限制作用,会造成交界各方民众的冲突。交界各方洪灾调适冲突的解决需要中央或次级政府力量的强有力干预和打破政区界限的富有智慧的努力。调适理论对于开展中国历史灾害地理尤其是近现代灾害地理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闲说墨西哥天平鹰洋银元

墨西哥政府于1869年至1873年期间铸有自由帽天平图鹰洋,边齿直边。面值1比索,这种新型的硬币重量和精度都等同于之前广泛流通的8R(雷阿尔)花边鹰洋,但是东方商人不太认同这种硬币,其价值被打了3-4折。这迫使墨西哥从1873年至1897年间又恢复了8雷阿尔铸币。1867年11月27日,总统颁令授权了天平比索的设计。最早铸造这种比索的两个造币     

神奇的“喜里玛玛”

10月的伊犁大草原,虽然没有了夏天的迷人气息,但空气中却多了一份别具的清新。怀着对锡伯族生活习俗的向往,我们一路风尘来到了新疆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锡伯族是鲜卑人的后裔,锡伯应该是“鲜年”的转音。到了县城,我们从设在靖远寺附近的物管理所看到了制作的“喜里玛玛”,并见识了整个制作过程。     

北魏直勤考

南朝文献及北朝出土石刻史料所记北魏直勤称号 ,都是指神元帝力微的子孙 ,与《魏书》所列北魏的宗室范围恰相重合。探寻直勤制度的古老的部族背景 ,可以发现拓跋部的直勤 ,与哒的敕勤和突厥的特勤 ,都源于共同的部族传统 ,这就明确了直勤制度与古代北亚草原政治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北魏直勤制度在拓跋鲜卑社会发育和政治进化的过程中 ,随着华夏宗法文化的渗入 ,其部族传统制度被逐步改造、消化 ,并最终走向华夏国家体制。     

试论刘宋东宫武官制度

刘宋的东宫武官在南北朝军事逞胜的外环境和刘宋皇权不断加强的总趋势下得到了较大发展。刘宋四帝对于东宫武官制度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和政策。宋武帝恢复晋末罢废的太子二率,增设太子三校、三将等职官;文帝时二率、三校成为东宫主要武官职;孝武帝大力罢省东宫武官,削抑东宫势力;明帝则再度恢复东宫三校,并新增东宫直阁等武职。总而言之,宋之东宫武职呈现出明显的强弱跌宕、阶段性变化,这既是刘宋诸任皇帝权力强弱异势的现实表现,也是刘宋皇权重振之路的曲折反映。     

眼睛的神话--从彝族的一目神话、直目神话谈起

一 彝族、纳西等族的一目或独目神话 西南少数民族的神话中常出现一个主题:最初的人类在体质上与今天的人类有明显的差异,相传那些先人在洪水前后逐渐淘汰、繁衍与现代人无异,成为我们的祖先;这个主题在彝语支等藏缅语族诸民族中最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