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败局与蒋经国“打虎”失败无关

在贵刊今年第9期看到一篇杨天石先生的大作《蒋经斟“打虎”为何失败》。杨天石教授是我敬佩的人陆学者,尤其是杨教授对蒋介石先生的研究,无论史实考证,功过评断,皆很严谨,足以成一家之言。但是关于蒋经困“打虎”一事,杨教授对整个事件的历史背景、“打虎”70天蒋经国碰到的问题、“打虎”草草结束的原因等关键性的大问题的了解都不够深入,也不尽正确。     

民国大学教授兼课现象考察

民国时期,政府与大学不断调整对教师兼职行为的规定,使之趋于合理化.大学教授之校外兼课行为,经历了从民初的被法规“禁止”到被“限制许可”之转变.然大学教授兼课行为在整个民国时期皆普遍存在.就大学教授自身而言,薪资不定、任期不稳所导致的经济压力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问成为诱发其外出兼课之主因 大学教授兼课所得是他们一项非常重要的收入,对其家庭生活所产生的影响在不同时期并不完全一致.概言之,北京政府时期,教授兼课是弥补家庭生计的方式;1930年代初直至抗战前,不菲的兼课收入维持了教授们“高品质”的生活;战时大学教授兼职则成为生活重压下维持生活的必须方式.     

美国公共民俗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美国民俗学会理事长Timothy Lloyd（罗仪德）访谈录

Timothy Lloyd（中文名罗仪德）教授是美国民俗学会执行理事长、俄亥俄州立大学兼职教授,同时在许多组织担任董事、委员或者顾问,其研究领域集中在美国民间生活、19世纪的美国文学、美国文化历史,以及美国艺术与文化、饮食方式等。近年来,罗仪德教授在日趋活跃的中关民俗学学术交流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关非物质文化遗产论坛”便是其力推的项目之一。据悉,今后他还将在中关公共民俗学的理论和实践方面推进多个交流项目。本刊特约俄亥俄州立大学博士候选人游自荧对罗仪德教授做一次专访,重点了解其作为美国公共民俗学家的实践经历。     

外国学者看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卫奇按语:美国著名新考古学派创始人L.宾福德LewisBinford教授1985年访华回国后的谈话,虽然已经过去了10多年,但回味至今犹浓,很值得我们一读。他的讲话实实在在道出了他的访华观感,虽然美国味很足,但绝非无礼。宾福德作为一个外国学者直言不讳地指出了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一些问题,实在难能可贵,非常值得我们认真思考。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问题确实不少,宾福德的讲话如果能作为一面镜子引以借鉴,无疑对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发展很有益处。当然,宾福德的讲话并非十全十美,他对中国缺乏全面了解,他的学术观点未必都正确,例如他对周口店北京猿人洞的分析,只注重动物化石的一面,而忽视文化遗物的存在,他把人和动物交替出现的不同层面重叠在了一起,其错误是十分明显的。另外宾福德的讲话也暴露出我们外事工作中的一些问题。我们接待外国学者,热情帮助安排,竭尽精力,耗费财力,但是由于彼此价值观念的差距和语言沟通不善,效果常常不尽人意,这方面也很值得我们进行反思。     

吴于廑先生治学追忆

吴于廑(1913—1993年),原名吴保安,祖籍安徽休宁,少年时代成长于大运河畔的江苏宝应。1935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1939—1941年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研习经济史。1941年秋考取清华大学第五届留美公费生,入哈佛大学理研究院,1944年和1946年分获学硕士及哲学博士学位。1947年应周鲠生校长邀请,回国任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解放后先后兼任系主任、副教务长、副校长等职。     

“三出三进”祖国大门的侯健存教授

这里记述的是我国一个老知识分子历经磨难而爱国之志始终不渝的人生历程。     

胸中，拥有一颗进取的心——访安徽大学图书馆馆长李修松教授

3月的阳光,洒满了安大校园。校园的石椅、石凳及假山、池畔,聚集着三三两两的学子,或絮语春风、或凝神沉思     

巍巍天柱伴师魂——乌以风先生的生前身后

1989年2月26日,安庆师范学院教授、我的恩师乌以风先生在他的寓所——天柱山南麓的谷口草堂病逝。这个时间我是怎么也不会忘记的,但又常常怀疑先生已走了那么久、那么远。不说拨乱反正以后与先生晤谈情景仿佛如昨,就是先生蒙垢受屈之前在课堂上讲课的音容举止也多在耳在目。然而事实无情,先生去世确确实实已十多年了!     

他是一个纯粹的人——记著名眼科专家刘广进教授

本以为刘广进教授已经退休了,采访他并不困难。未曾想,打了数十次电话均没能与他联系上。也因此耽搁了好几个月,没能完成对刘广进教授的采访。直到最近从一篇题为《医学专家领衔创办研究所》的报道中,才得知刘广进教授退休后即被聘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现代视光学研究所”所长,正与美国康视(Contex)公司合作,在我省首次引进国际先进技术,推出Ortho—K近视矫正治疗,受到省内外患的欢迎和好评。     

陆正亚“右派”案件平反始末

20世纪50年代初期,一个对自然科学中的一个演示实验提出正确见解的青年教师,在“左”的路线影响下,却被打成“极右分子”,但值得庆幸也令人称奇的是,在极左的“化大革命”中,他却获得了平反。这就是原安徽省政协六、七届委员、合肥工业大学物理学教授陆正亚的遭遇。这期间的是是非非、曲曲折折,回忆起来,不能不使人啼笑皆非、发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