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神日报》与学堂腐败问题

创办于1904年、具有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警钟日报》,披露了一系列学堂腐败问题：学堂的办学宗旨未能脱离旧的窠臼,课程设置极不合理,学生思想受到禁锢;师资低劣,教学效果差,管理人员学问全无,管理无方,道德败坏;学生思想守旧,品行低下,不务正业,惹是生非。该报还分析了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警钟日报》对这些问题的揭露,既可以帮助我们全面地了解当时的学堂,也可以为今天的教育改革、学校建设提供一些借鉴。     

论国共重庆谈判的政治性质

重庆谈判就其政治范畴而论,是国共围绕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的政治对立,展开的若干次对抗中的一个回合。中日战争结束之际,由于美苏分别确认国民党政府的惟一合法地位,并分别决定由国民党接收日占区,为此,改变了原有的国共力量对比,从而打断了原有的国共关系调整进程。在此条件下,重庆谈判以中共收回联合政府要求作为政治基础,以交出解放区作为主题。结果,双方互有胜负。重庆谈判的政治性质表现为,联合政府口号在其推进过程中遭遇的一次严重的政治挫折。重庆谈判的知名度与它的历史地位并不对称。     

关于《大唐开元礼》的性质及行用问题

《开元礼》是汉魏以来五礼的规范和总结,是礼的一般性原则规定,在唐代受到礼经一样的尊崇,它与仪注之间是体、用关系,二者不能完全等同。尽管《开元礼》中一些礼仪如“养老礼”在唐代并未推行,但它的基本原则和规定在唐代中后期是得到遵循的,而且对当时的国家礼仪生活仍然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从这一意义上讲,《开元礼》在唐代是基本得到行用的。     

钱大昕方志理论与乾嘉以来方志理论研究的走向--写在方志学家钱大昕逝世200周年之际

章指出钱大昕在方志性质上提出的折衷派观点内涵包容较广,体例灵活,潜在地适应了其后方志的编纂。并指出乾嘉以来方志基本理论内涵由单一向综合和多元发展的根本原因。最后指出了新方志性质的新定义：记录地情的综合性献。     

我对方志性质定义的新表述

<正>我一直认为方志的性质是“资料性著述”,写过一篇名为《地方志是资料性著述》(载《方志天地》1989年第4期)的文章。我虽然简洁地称地方志是“资料性著述”,但也认为,要给地方志下一个完整的科学的定义,还需要在前面加上一些限定词,来进一步说明资料性著述。在《新方志学理论的基石》(载《方志研究》1992年第5期)一文里,我把方志性质     

20世纪30年代两种中国近代史话语之比较

20世纪30年代存在两种不同的中国近代史话语,一种是以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为代表的“近代化话语”,另一种是以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为代表的“革命话语”。这两种话语在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观点、理论预设及叙事方式上,根本不同乃至相反。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具有不同的政治倾向,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有各自不同的西方思想渊源。     

对华侨华人社团的几点认识

本人有幸参与《华侨华人百科全书·社团政党卷》的编辑工作 ,并撰写了较多的社团辞条。在广泛且大量翻阅华侨华人社团资料 ,并在整理、编纂的过程中 ,对华侨华人社团的发生发展、对其性质、功能、作用、历史轨迹及发展趋势等问题 ,有所体会 ,有所感悟。在《华侨华人百科全书》 1 2卷即将全部完成之际 ,应《华侨华人历史研究》主编之邀 ,对华侨华人社团问题谈点个人的肤浅体会。1 何谓华侨华人社团华侨华人社团 ,是早期移居国外的华侨 ,为了团结互助 ,自救自卫 ,联络感情 ,共谋生存与发展 ,或以血缘宗亲 ,或以地缘同乡 ,或以业缘同行为纽带 …     

体大思精的鸿篇巨制——浅评《山西大典》

在新世纪开端的年代,素以地上物居全国首位的山西,推出了一部具有学术含量的献典籍——《山西大典》(以下简称《大典》),是值得祝贺的一件大事。《大典》在内容上可称体大思精。在形制上亦属鸿篇巨制,与全国同类性质述相衡量,置之于献述之首位,亦无愧色。山西既拥物、献二宝,非止足以自豪,尤当承其激励,奋发猛进,以无负于二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