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敖簋铭文中“戎”的问题

关于 敖簋铭文的释读,郭沫若先生认为“子牙父”即齐鲍叔牙,并根据该器器形、铭文字体等判定其制作年代应在春秋齐桓公时期,此说可从。刘丕烈先生认为“子牙父”为鲁叔牙,“ 敖”为鲁庆父之子公孙敖。其断代与郭说基本一致。本文以为“子牙父”应是齐鲍叔牙而非鲁叔牙,仍以郭说为是。但郭说以为铭文“戎献金（铜）百车”的“戎”指匈奴,则不可信。笔者根据铭文透露的齐、鲁关系,判定此“戎”应指山戎。齐桓公北伐山戎,曾谋之于鲁。“戎献金”作为贡纳,当是齐出兵征伐的结果。文中对前两说之误,有所考辨。     

明清时期山东农村集市中的牙行

牙行是促进买卖双方交易的中介机构。牙行的出现，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市场扩大、交换频率增加的必然结果，对市场的正常运行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而牙行存在的弊端则是牙行本身的作用所必然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中央和地方政府也出台了相应的管理措施。因此，牙行问题就成为研究农村市场发展的一个重要侧面。     

江湖在身后

“成也风云，败也风云，我造我命运”     

清代旗丁对漕粮的盗卖与掺杂

清代,因多方克扣,官府给与漕运旗丁的费用不敷使用,因而漕运旗丁往往在运送漕粮的途中盗卖漕粮。对此,清政府制定了众多相关处罚规定和预防措施,但盗卖事件仍旧发生。旗丁盗卖漕粮的地点主要是在山东地区和北直隶地区的通州与天津。在这些地区,旗丁往往借出售余米、剥运漕粮、变卖土宜的机会将漕粮盗卖。漕粮被盗卖后,为了足额缴纳,漕运旗丁在漕船抵达目的地前,往往将沙土、糠皮、水、白土、药物、石灰等物掺杂到漕粮中以充数。     

北方方言视角下的端木蕻良小说创作——以《科尔沁旗草原》为例

端木蕻良的小说语言除了吸取中国古典小说如《红楼梦》语言的典雅和西方小说语言的睿智外,还充分地汲取了地域文化和北方方言(主要是东北方言)的营养,从而使他的作品《科尔沁旗草原》具有了雅俗共赏、独具品格的语言特色.他所使用的语言既提高和净化了东北的方言俗语,又为西方和中国的古典语言灌注了野生的气息.     

清代乌喇特三公旗所领旗分探析

乌喇特部属成吉思汗胞弟哈撒儿后裔所统部,最初游牧于今呼伦贝尔一带。后归附清朝,被编为三旗,为防范外喀尔喀诸部及卫拉特蒙古部而西迁至阴山一带,隶属乌兰察布盟。本文主要利用文献资料及田野调查等研究方法,对乌喇特部世系及所领旗分方面进行考述,理清史实,纠正史料所记载之错误。     

古栉拾零

我国古代的栉,既是一种重要的首服饰物,又是一种必备的梳理用具。作为人类精神创造和物质创造的结晶,栉以其独特的方式,不仅记录了社会生活状态的变化,同时也记录了人们审美理念的变化,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可是,由于人们对栉的使用习以为常,乃至于忽视了它们的存在价值。本文运用对比分析的方法,辨识出"不为人识"、"不明全貌"、"不辨其形"的三例古栉,并通过对相关遗存的分析,指出了这些古栉不仅在标识使用者身份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而且在反映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精神面貌方面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八大胡同与北京城的空间关系——以清代和民国时期北京的妓院为中心

作为妓女、妓院集中之地,八大胡同地处繁华闹市,与众多商业、娱乐设施毗邻,在清代和民国时期北京城的空间结构中具有特殊的符号意义。这种空间结构在清代前期已经逐步形成,其成因与此地人口密度高、男女性别比差大、流动人口与外来人口多有关,但主要是受清初"旗汉分住"以及娱乐设施被逐出内城的政策影响,亦即与因清政权结构的特殊性而外城实际成为首都全体日常性社会服务区域有关。清末新政受日本、欧洲影响的市政系统中的妓女、乐户许可、登记注册以及身体检查等规定在制度上正式承认了"公娼"的存在,并在既有妓院分布范围内进行区域限定。其后的民国北京市政继承、细化了清末的管理条例,将"红灯区"地处闹市的这一空间特征固定下来。     

岫岩满族咸丰初年历史研究——简析岫岩满族咸丰五年《清文启蒙》书

本文论述了咸丰五年岫岩满族镶蓝旗领催吴德发家的农牧业及岫岩城满族驻防和清语骑射。《清文启蒙》书为我们研究岫岩满族,提供了大量的具体的第一手资料,弥足珍贵。     

林间小路

这是一条可以入诗入画的小路,许多年以来,我一直这样认为。由某种原因滋生了伤感情绪的我,是在一个风清云淡的秋日走进这片丛林的。初进这片丛林的时候,心情像一朵含苞待放的花,在阳光的抚爱下哗地绽开了,没有了苦闷、忧伤,却得到了一份意想不到的收获。从此,这条小路就成了我生命中的珍存。其实,这片树林并不是十分的茂密幽深,更算不上一望无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