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书可不可以使用“本”字

地方志书是客观记述地情的百科全书．其对记述方法有特殊要求,诸如称谓要用第三人称,不能用“我省”“我市”“我县”“我单位”等第一人称。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印发的《地方志书质量标准》第二十七条规定：“除引文和特殊情况外,以第三人称记述。不用第一人称。”许多地方志书的“行文通则”也是这样规定的。如《黑龙江省地方志编纂行文通则》中关于“称谓的书写”规定：“称谓一律用第三人称书写,不用‘我省“我市’等第一人称。”     

解读荀子君民关系思想研究中的争论

在荀子看来,作为社会多数的民既无德也无知,不具备从政的能力。因此,荀子在构建其君民关系论时,一方面从论证君主制政治合理性的角度提出了立君为民观点,这是典型的民本思想;另一方面从君主施政的角度把民众排除在外,确立了君主的政治主宰地位,这是明显的君本思想。民本和君本在荀子思想中并行不悖。这或可解答学界在荀子君民关系思想研究上的争论。     

《牡丹亭》校注本“香山嶴里巴”注释献疑

《牡丹亭》第二十一出《谒遇》中有“香山嶴襄巴”句,“香山嶴”这个地名首见於第六出《怅眺》。徐朔方先生在其《牡丹串》校注本中先後将“香山嶴”注释为“今广东省中山县境内”、“今广东省澳门”;“香山嶴襄巴”的“巴”字则注释为“寺庙”,并以澳门建有三巴寺（圣保罗教堂）为旁证。本文认为,“香山嶴”在历史上并非澳门专称;“香山嶴裹巴”的“巴”是“长住”之意。以目前所得到的证据,还无法确证《牡丹亭》中包含了澳门情节,也无法确证汤显祖到过澳门。     

以“三负责”精神指导点校“二十四史”——敬谈白寿彝先生

<正>白寿彝先生与中华书局的关系渊远流长,早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白寿彝先生就已是中华书局的作者之一。笔者有幸翻阅中华书局总编室的文书档案,在1965年7月30日的《业务情况》     

旧志《武宣县志》(清·嘉庆十三年)点校本面世

<正>~~     

对以读者为本的公共图书馆服务的几点想法

2003年10月11日至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公共图书馆是面向社会公众提供图书阅读和知识咨询服务的学术性机构,其宗旨就是服务于广大读者,在提高全民素质中起着巨大作用.因而在当前全社会大力倡导"以人为本、服务创新"的科学理念的氛围下,图书馆工作要想真正实现全心全意为读者服务,必须把以读者为本的理念贯穿于工作实践中.笔者认为,公共图书馆以读者为本,做好读者服务工作,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略评续四库全书本《瀛涯胜览》（连载二）

万明本是在对四个较为完整的明钞本的校勘基础上完成的,并没有用到续四库本。在梳理《瀛涯胜览》的版本流传情况时,也未提到续四库本。通过两书校勘,发现万明本有以下几个特点：     

史孝山《出师颂》的史实与文字考异

史孝山《出师颂》是一篇著名的文赋,曾被收入南朝梁太子萧统辑录的《文选》中。故宫博物院新近购藏的隋贤章草书《出师颂》(又称绍兴本《出师颂》)。是现存最早的书写此文的墨迹。本文通过研究东汉时期的相关史实来分析《出师颂》一文的创作主旨、征引典故的含义,考辨其作者的身份。并综合历代关于此文的抄本、刻本和拓本,对隋贤书《出师颂》进行文字校勘,以期从文献学的角度来研究绍兴本的书写时代及其与其他传本的关系。     

宋元“集注批点杜集”成书及其价值发微

宋元之际罗履泰序、署名彭镜溪集注的《须溪批点杜工部诗注》以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为底本进行删削,补入刘辰翁批点,被高崇兰编、署名刘辰翁批点的《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扬弃。高本以蔡梦弼本为底本形成初稿,然后引入黄希、黄鹤《补千家注纪年杜工部诗史》为参考本形成定稿,大量误读"梦弼曰"注文。署名徐居仁编次、黄鹤补注的《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受高本启发,径以《补千家注纪年杜工部诗史》为底本(篇目编次框架用《门类诗》),同时参考蔡梦弼本。徐本对底本、参考本先后主次关系的选择恰与高本相反,故能纠正高本对"梦弼曰"注文的误读。高本是宋元之际"集注批点杜集"的枢纽,上承罗本,下启徐本。总的看来,罗本初创而失之粗略,高本化用《补千家注纪年杜工部诗史》系年为篇目编次颇具用心,徐本辨识注文最为准确。结合高本编次与徐本注文,可以形成宋元"集注批点杜集"最佳新本。     

三十卷本《商文毅公全集》诗文重出与校者辨伪考

作为在明季首次以“全集”面貌问世的商辂集,三十卷本《商文毅公全集》看似较之已有的十一卷本和十卷本增容甚夥,但实际在新补录的约500首诗、100篇文中,近七成均系他人之作。诗作的重出主要集中于《古今诗删》及高启、骆问礼、许相卿、俞安期、谢榛、张居正、梅守箕等作家别集;文章的重出在窜易别集作品之馀,还挪用了通行类书中的翰墨示例。三十卷本删减了诗文中涉及原作者身份经历及所处时代的副文本信息,篇名的改动反映了编纂成书时更为具体的作伪细节及由此带来的诸多纰漏,作品重出实属编者刻意造伪。卷端署韩敬、茅维、臧懋循为文集校者亦不足信,更可能是书商妄托商辂三元及第的科考宿望,并藉三人梓集之盛名,以滥充珍,冀图射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