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选课官吏之“德”标准

古代社会一直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并把“德”作为选拔和考课官吏的重要依据。从先秦到明清,每个朝代都赋予道德新的选课标准和方法,基本内涵为公正仁义,清明廉洁,谨慎勤恳等,其具体考核标准、考核内容、评价方式在不断细化和完善,逐步走向成熟,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官吏选课制度,成为国家政治统治的重要内容,深刻地影响了政治组织体系和社会生活,对加强吏治建设,强化政府效能,巩固国家政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尚书·盘庚》“予若观火,予亦拙谋”解

《商书》中盘庚在迁都之时,对殷商贵族做出的“予若观火,予亦拙谋”的训诫,实际上是殷商时代先民“钻燧改火”习俗向政治领域的文化转喻,而殷商时代“火历”是该习俗形成的重要文化背景,在殷商“火历”、“钻燧取火”习俗与《商书》的政治隐喻之间存在一种潜在的对应关系,反映着古人建言修辞的重“象”维度.     

唐代士大夫群体诚信之德的历史考察

具备文学素养,有知识,有能力,并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唐代士大夫群体,是唐代社会的精英阶层,他们很好地继承了中国传统的诚信观念。官僚士大夫秉承信为国本的政治理念,思想家们阐释食可去而信不可失的人生信条,史学家们将诚信化为善恶必书的治史原则,文人学士则将诚信融入激情飞扬的诗文之中。唐代士大夫的诚信思想,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攸西比乌斯的《教会史》与普世史传统

本期"历史理论"栏目发表(台湾)中正大学方志强教授的文章。方教授的文章主要讨论西方古代普世史的类型及其涵义。他指出,从古希腊史家埃浮鲁斯及波利比乌斯的"政治的普世史"、狄奥多拉斯的"文化的普世史"至攸西比乌斯的"基督教化的普世史",西方普世史的类型及涵义是在承袭中发生变化的。攸西比乌斯综合"政治的普世史"之"一个世界一个国家"及"文化的普世史"之"一个世界一个文化传统"的观念于基督教传统之中,创造出基督教即代表"一个国家"和"一种首要文化传统"的观念。攸西比乌斯的"普世史",对中世纪"基督教世界"观念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此文的观点.对于理解西方世界史(或普世史)观念的渊源及其在古代世界的变化有重要的意义。     

陝西神德寺塔藏經洞出土文獻Y0001《金光明經》卷第二爲唐人寫經考

本文在整理原件的基礎上考證了陝西省神德寺塔出土文獻Y0001號寫經卷子,證明這件以往被鑑定爲＂元明時期＂、＂金元時期＂的作品其實是唐人寫經;因其避唐太宗李世民諱而＂民＂字缺筆,故其書寫的時間上限是唐太宗李世民登位的貞觀元年（627）,下限是五代後周恭帝顯德七年（960）;因其不避唐高宗李治諱而直書＂治＂字,故其準確書寫時間可有幾種不同的推測。     

科学的、客观的、超然的?——二十世纪以来修昔底德史家形象之嬗变

20世纪以来,修昔底德科学、客观、超然的史家形象先是遭到康福德的严重质疑,但这一质疑后来受到伯里、科克兰、芬利、罗米莉等学者的反驳。20世纪60、70年代,在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的冲击下,帕里、施塔尔在独辟蹊径的同时,对修昔底德的史家形象不无怀疑;华莱士和亨特则颠覆了其形象。70年代末至80年代,康纳进行了反思,罗林斯的研究运用了结构主义理论,对修昔底德的评价回归理性。90年代以来,叙事学成为这一领域研究主流,揭示出其著作中尚不为人所知的一些匠心和特点,这是对其史家形象的肯定和褒扬。康纳以后,科学的、客观的和超然的三个修饰语已不足以概括修昔底德的史家形象的丰富内涵。在这些波折的背后,是西方学术思潮转向大背景下学术研究取向的递嬗。     

浅析纳兰性德的爱情词

被王国维称为“清初第一词人”的纳兰性德一直以来备受关注,虽然他笔下的词内容有点狭窄,但是他的爱情词却因词直抒性灵、感情真挚缠绵而历来被人们争相传颂,本文试就他的这两类词的某些词进行分析,以期能给读者以某些有益的提示。     

火草织布裁新衣

有极奢就有极简。同住在云贵高原之巅的鹤庆县,彝族的一支白依人与甸南白族的服饰便孑然不同,尤其是同为新嫁准备的衣装。     

民俗、社区与文化:燕京大学社会学的本土化探索

由许仕廉、吴文藻、赵承信等领军的燕大社会学,一直有着本土化的学术自觉。在此探索与实践历程中,先行引入的孙末楠以民俗,尤其是以德型为核心的社会学说,影响深远。在吴文藻那里,社会学的民俗与民俗学的民俗有了级差,并影响到其社区社会学的建设,其指导的毕业论文有了重释风俗、礼俗与民俗的尝试。在"吴门四犬"中,现今湮没无闻的黄迪对孙末楠学说进行了最为系统的诠释。受孙末楠学说的影响,与瞿同祖一道,黄迪对民俗进行了社会学释义,并化用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与林耀华同期提出"文化重心"这一概念。在燕大社会学实验室平郊村的研究中,与把社区研究等同于社会学调查的赵承信等一道,黄迪将社区-功能论夯实,并强调家、村、镇等不同阶序社区的连带性、一体性。由此,德型、社区与文化也就成为燕大社会学本土化历程中的三个重要面相,并使其有着厚重的民俗学基底。     

论“死硬派”记者甘露德《中国之病》及其反响

《字林西报》的美国记者甘露德(Rodney Gilbert)被认为是在华西人中“死硬派”的代表人物。这种印象的生成与其在国民革命时期出版的英文著作《中国之病》密切相关。甘氏宣称该书旨在“给中国挑毛病”。为此,他从中国的历史文化、中国人的民族特性及既往的中外关系等问题着手,批评中国人是“缺乏管束的小孩”,并认为列强不应继续纵容中国人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该书出版后遭到来自在华外侨和中国人的双重批评。在华外侨认为该书的刻薄口吻和露骨干涉中国的论调将惹怒中国人。中国读者中,基督教知识分子罗运炎以甘氏侮辱民族尊严为由要求政府将其驱逐出境,此事还在《字林西报》中引发中外读者的一番争论。学者夏晋麟则从中国人自身的视角对中国的问题展开反思。该书出版后引发的争议折射出五卅运动之后西方对华观感的复杂光谱,也反映出国民性话语与国人高涨的民族主义的正面碰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