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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自魏晋南北朝起,经济中心与政治中心逐渐分离后,政府就不得不采取措施从南部经济中心调运必要的物质以保证北部生活所需,运输途径不过是陆路与水路两种,但是不同时期所采用的主要运输方式却有不同。有明一代,江南粮草输往北方的方式主要有三种即海运、漕运与陆运,陆运主要是与前两种配合应用,因此相对而言海运与漕运就比较重要。海运在有明一代所实行的时间并不长,漕运则是主要的运输方式,但海运是完全可行的并且可以代替漕运而占据主导地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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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元(1764-1849年),字伯元,号芸台、雷塘庵主、怡性老人,江苏仪征(今属扬州市)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擢少詹事,人值南书房。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受命参与编纂《石渠宝笈续编》和《秘殿珠林续编》两部大型内府著录。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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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色苍茫的傍晚,山东临清北郊的舍利塔如同戴着盔甲的将军,孤独地矗立在已经干涸的运河岸边,“临清的砖,北京的城,相隔八百里,漕运六百年,紫禁城上有临清”,一位收工的老农慢慢悠悠地吟诵起一度流传的民谣。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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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统治者选择海上漕运港口在太仓,虽有人为机缘的因素,更主要的是,此时太仓具有良好的港口地理条件。南宋末年,太湖的泄水大道“古三江”已塞东江和吴淞江,仅存娄江。娄江承载着浩瀚的太湖水,从吴县鲇鱼口流经富饶的江南经济腹地吴县、苏州、昆山、太仓,倾泻人海。当时刘家港口外即是波涛滚滚的长江入海口,一日二汛的海潮,可达太仓城东的半泾和张泾。娄江潮头到明代还十分壮观,高宗本记娄江潮云:“惟八月中秋四、五日,潮平地涌起十余丈,雪山横江,雷霆震耳,变怪百出,如钱塘然”。在潮头的冲击下,刘家港“水面宏广”,“近海口处,阔有二里许”,“潮汐两汛,可容万斛之舟”。江海之汇的太仓拥有当时江南仅存的深水港,又处中国东部海岸线之腰。集散粮食、货物十分方便。因此,元代选择太仓刘家港作为漕粮海运的起始地,应是历史的必然。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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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漕运制度至关重要。元太宗时期,燕京漕运继承了金代漕运制度,采用按依限次之法将漕粮运至通州;然后,利用利用金代旧漕河运至元大都。旧漕运河应在朝阳门、呼家楼、白家楼至通州城北一线,与坝河并不是一条河。元世祖时期,实行漕粮海运,在大都地区创立接运制度,设置接运管理机构专门负责漕粮运输。最初利用坝河转运至大都,随后开凿通惠河进行转运,皆是创举,提升了漕运效率。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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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吉勋 《世界古典文明史杂志》2015,(2)
通惠河是元代修建用于连接张家湾与大都的漕运通道,在明永乐重建北京城后,因水源问题遭到废弃,从通州到北京的漕粮不得不改用陆路运送。鉴于陆路运输存在诸多弊端,朝廷中屡有疏浚通惠河的呼声和行动,但直到嘉靖初年,通惠河才得以彻底疏通并维持长期运行。围绕通惠河疏浚争议的背后牵涉到朝廷内部以及朝廷与地方势力的角逐,这种类型的角力使得古代中国的公共工程的成本和效益并不是按照最优化的方向进行配置,而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各种利益博弈的影响。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