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粮仓 考古发掘揭秘漕运历史

隋唐大运河和京杭大运河是中国大运河在不同时间和空间的两个形态。在大运河申报世界遗产之初,申遗地点仅限京杭大运河沿线。后来在专家建议下,隋唐大运河被扩充进来。随着隋唐大运河考古发掘工作成果的涌现,通济渠、永济渠位于河南、安徽的9个遗产点段被遴选出申报世界遗产,其中三处为粮仓遗址。     

江苏镇江双井路宋元粮仓遗址考古发掘简报

2009～2010年,南京博物院、镇江博物馆对镇江市区双井路遗址进行考古勘探、发掘,发现并揭示出宋代漕河、清代关河河道,元末明初拖板桥,清代京口驿,宋、元粮仓仓基,宋代官署建筑基址等遗迹、遗址,出土宋代带官、昌字的建筑砖瓦及唐至清代遗物,为研究我国大运河漕运、宋元仓储建筑、镇江地域文化等提供了重要资料。     

大运河漕运的兴衰

近期许多专家提出,应将京杭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使这条世界上最长的运河能够再次引起世人的瞩目。京杭大运河与长城一道,     

明代漕运监兑官制初探

监兑官制的出现根源于明代漕运制度变迁过程中"兑运法"的施行,并于成化年间"改兑"后趋于定制。"监兑"即监督军民之间的漕粮交兑过程,一般由户部每年选差五名本部主事或员外郎充任,分派山东、河南、浙江、江西、湖广和南直隶六大有漕省区。总体看来,有明一代的监兑制一直在户部外差与归并地方粮道之间摇摆不定。其屡遭裁、并的根本原因,除收受贿赂、滥用职权等腐败现象外,当归因于晚明户部监兑官在监兑漕粮本职之外,增加了兼催地方钱粮逋赋的职能,以致同地方税粮征解体系间形成了一种难以调和的博弈关系。明清鼎革之后,清廷吸取明代经验教训,使监兑官完全规制于地方,而不再具有户部外差属性。     

清代漕运对天津的影响

清代,天津处于漕运枢纽地位,是漕粮进入京师、通州以及边防粮仓的必经之地。每年数万名漕运人员驾驶上万只漕船运载着数百万石漕粮从天津经过,或者在此停留,对天津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是漕船带运的大量南方货物涌入天津,促进了天津商业的发展,同时也带动了其他行业的兴起;二是漕运带动的商业发展促使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寓居天津,从而对天津人口和社会秩序产生影响;三是受南方漕运人员的影响,天津人不仅能听懂而且学会了多种南方语言;四是随着漕船北来,南方沿海地区信仰的妈祖被传到北方,并得到发展和演变,备受尊崇。     

从地方志资料看明清时期通州的漕运

明清时期的通州为北京左辅,是重要的政治与军事枢纽,作为京杭大运河沿岸的漕运重镇,明清两朝中央政府不但在通州设重兵守护粮仓,而且置仓场侍郎、坐粮厅、通惠河郎中、厅汛等官员疏浚通州河道、修筑闸坝、收支税粮,将通州视为畿辅之门户。同时通州政治地位的变迁也与自然地理环境、漕运政策、国家方略密不可分,正是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通州在明清五百余年中一直享有“一京、二卫、三通州”的盛名。     

淮上三城新夹旧

淮安位于古淮、泗水与古邗沟的交汇地带,处于京杭大运河中间,是一个中枢枢纽。公元儿28年至1855年黄河夺淮的727年中,黄河、淮河、运河在淮安交汇,咽喉莫重于此。其间,历南宋、元、明、清四个王朝,这里更是军队驻防的全国重点城市之一。南宋时期的淮东制置使或两淮制置大使等边防大帅驻节楚州（淮安）。元代的淮安,是淮安路总管府所在地,还有郯沂万户府、洪泽屯田万户府在这里驻节并部署重兵。     

沧州境内的大运河

京杭大运河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河,在其开通后的2000多年中,一直发挥着南粮北运、商旅交 通、军资调配、水利灌溉的重要作用。贯穿沧州境内的运河全长220公里,其交通的便利和商贸的发展,带动了两 岸城镇的兴起,近年来一些新的考古发现也证实了这一点。     

轮船招商局与江广漕粮的采买海运北大核心

1874年,在户部与轮船招商局合力推动下,江西、湖北、湖南实现了漕粮采买海运的制度变革。三省漕粮仍全行折征,由政府动支漕折、漕项,委托招商局于江皖采买米石,海运交仓。从1874年江广首次采运到甲午战争前后湖南、湖北停办,江广的采买海运始终在严格控制成本、深度依赖市场的原则下运行。招商局因此成为江广漕运的关键角色,在技术与运作方式上改变着王朝大政的基本形态,但也不应忽视官僚体制之下此种变革的限度。官督商办企业的经营如何与官僚体制的运行互相嵌合,改变贡赋经济的运作模式,是理解晚清漕务乃至近代经济变革的关键问题。     

民初“南粮北运”中的政府参与及其局限——以漕运局的设废为分析中心

1914年漕运局的设立是北京政府为应对纯粹商运下米粮运京的缺陷,并为借助"漕米"名义以减少米粮转运的阻力而采取的一项举措。1919年为接济京津民食,北京政府复设漕运局,但江苏省官民因此举可能妨碍本省民食而强烈反对,漕运局的运米计划始终难以进行,于1920年被迫裁撤。漕运局的设立表明民初时期国家权力并未完全退出或放弃对北京地区粮食供应的参与,而该局由设立到裁撤的过程及其实际作用亦反映出政府在这一参与中的乏力与局限,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北京政府权威的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