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朝著名满文翻译家和素

和素是清康熙年间著名的满文翻译家。他是金朝皇室后裔,学识渊博,通晓满汉文,将大量汉文经典译成满文,为清代满族人学习、掌握汉文化以及了解汉民族思想和伦理提供了便利。他身兼数职,既为皇子老师,又是武英殿修书处总监造,恪尽职守,为人正派,备受世人尊敬。本文结合故宫博物院收藏画像、题记及相关史料,对其人其事作进一步探讨。     

沈阳“汗王官”遗址简介

"汗王宫"是民间对清太祖在定都沈阳期间所居寝宫的俗称,以往多认为它就在沈阳故宫内。1982年,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发现的《盛京城阙图》中,有满文标示的"太祖居住之宫"。人们这才知道,汗王宫应该在沈阳明清老城北部,北面紧邻"九门",南面正     

试论满族共同体形成的主要条件

本文运用历史文献分析和比较的方法,探讨了满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以民族政权的建立、八旗制度的创立和满文的创制为代表的重大事件,认为这是促进满族共同体形成的主要因素,并把其所承栽的意义和内涵上升为满族共同体形成的重要标志.     

试论满文对蒙古族和达斡尔族文化的影响

现在懂满文满语的人已经很少了.但在清朝兴盛时期,"国语"不仅是满洲旗人必须学的母语文字,在广大的蒙古族地区和达斡尔族地区,满文在各种公文、信函中广泛使用,掌握满文是升官晋职的重要奈件.由于社会需求的推动,清代出现了大量的满蒙辞书,满文对蒙古语言文字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清代官修的实录、方略、则例等大都有满蒙互译本;在达斡尔族地区,满文成为通用文字,迭斡尔族学堂和私塾中教授的全部是满文;满文对蒙古族和迭斡尔族的文化产生了多方面影响.在令天.研究蒙古族和迭斡尔族文化发展的历史,不应忽视满文的历史作用.     

简论满文的创制、使用和废弃

努尔哈赤下令创制满文。先为无圈点满文,后是新满文。满文的重要作用是对汉文化的传播。清政府处于统治的需要译介的主要是儒家文化中的经典,推行尊孔重儒。乾隆末年满文开始走下坡路。自嘉庆、道光后满文已基本停止使用。在东北,同治时期还能满汉文兼存,其后满文被废弃。满文的废弃不是对少数民族的同化,恰是证明着汉文化的博大精深。     

《清实录》稿底正副本及满汉蒙文本形成考论

<清实录>修纂先据档案等原始史料编成稿本(底本),然后缮成正本(小黄绫本)呈审,再据呈审本缮成各定本(皇史宬尊藏本、盛京崇谟阁尊藏本、乾清宫御览小红绫本、内阁实录库副本以及国史馆缮写副本).在满、汉、蒙古文诸文本的形成过程中,是先据满文档案纂成满文本实录,然后再译成汉文本实录,最后再据汉文本译成蒙古文本实录,但康熙以后的史料大都来自汉档和汉籍,史臣亦日渐丧失精通满文和蒙古文的能力,因此从雍正所修<清圣祖实录>始,满、汉文本之间的纂修顺序颠倒了过来,即先据汉文档案纂成汉文本实录,然后再分别译成满文本实录和蒙古文实录.这一改变,反映了汉文作为清帝国共同语言地位的确立以及清朝汉化进程的加深.     

乾隆年间满文年彩浅探

年彩,俗称“门笺”、“门彩”、“挂千”、“挂签”、“挂钱”。鲁南称“过门笺”,天津称“吊钱”,北方叫“挂钱儿”。是春节贴在门楣上的一种民间剪纸,流行于南北方农村,城镇亦有。     

《满文大藏经》藏传佛教绘画——兼及尊神名号中的满文阿礼嘎礼字

《满文大藏经》是乾隆中晚年倡导的一项重要的文化工程。由于其长期深藏内宫寺院,鲜为人知,在学术界基本上还是一块处女地。本文首次对其中尊神名号给予确认,对其绘画内容及艺术风格加以研究论述。     

俄藏B19号满文写本研究——以译音字为例

俄藏B19号满文写本是一部读本会话类文献,特点是以满文译写汉语语音。通过列举其中的译音字,对比汉语声韵与满语语音,归纳汉语与满语的语音对应规律,并分析其所处时期汉语语音特点,可发现该写本所处时期译音字的声韵格局已经接近现代汉语,但部分满语对音与清代官方规范不同,存在音位混淆、语流音变、文白异读等口语化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