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阿育王像研究——以长干寺阿育王像为主

东晋时期,武昌寒溪寺、建康长干寺和荆州长沙寺,先后出现三尊金铜菩萨像和佛像,造像者指为阿育王或其第四女,它们被统称为"阿育王像".从晋至唐,这批佛造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一直受到佛教史研究的关注.1995年四川成都出土梁代石质阿育王像实物之后,中外学者进行了更为深入的讨论.但是,这批佛造像究竟是哪国铸造,与阿育王是否有关等关键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明确的解答.通过全面梳理东晋三座阿育王像的史料和相关考古资料,进一步利用考古学和史学研究的成果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三尊东晋阿育王像皆为托名伪作,与阿育王无关.它们的出现发挥了两个方面的作用,其一是为相关寺院提供了神圣性支持;其二是为东晋政权提供了合法性支持.     

蒙元时代的四怯薛长承袭

怯薛制是蒙元时代草原色彩最为浓厚的政治制度之一,不仅元人与之存在隔膜,现代学者亦有误读。怯薛制度建立之初,怯薛长的选任范围并非如《元史》记载限于成吉思汗的“四杰”家族,而是涵盖蒙古开国功臣集团。大蒙古国分裂后,怯薛制度作为重要的草原传统,在元朝和其他汗国中得以保留。受到蒙元时代汗位之争的影响,怯薛长选任经历了复杂的变动。《元史》所谓太祖创设的“祖制”,并非出自成吉思汗之手,而是元人对元朝政治的观察与总结。怯薛长的家族承袭,集中体现了怯薛制连结大汗与异姓贵族的纽带作用。     

孔子博物馆藏《申鉴》版本源流考述

孔子博物馆收藏的明刻本《申鉴》,2010年入选第六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梳理历代《申鉴》的版本源流,对系统、深入研究《申鉴》,读懂荀悦,了解汉末社会现实状况和绵延两千多年前的儒家学术思想流变具有参考价值。     

吐鲁番十六国—北朝墓葬出土木俑源流考

吐鲁番地区发掘的阿斯塔纳、哈拉和卓和巴达木等十六国—北朝时期墓出土了一批木人物俑和木动物俑。有学者指出吐鲁番出土的木俑“原形”来自于战国至唐代墓葬中的随葬陶俑,但忽略了木俑的形成、向西域的动态拓展及其背后的人群迁移。春秋战国时期,木俑在江汉地区形成,并随着楚国疆域的扩张而盛行于南方地区。至西汉,木俑主要流行于受楚文化较深的南方地区。东汉时期,木俑传播至河西地区,这可能跟西汉中期以来的南方人口向河西地区的迁徙有关。十六国时期,河西各地方政权统治西域,随葬木俑的习俗也随之进入吐鲁番。     

许负《相书》的作者与源流

敦煌保存的5个卷号的许负《相书》写本,是目前所知时代最早的古代相书残卷。本文逐一考察了书中所列的13位作者,指出其伪托的性质;并依据史志书目的著录,对该相书从唐前直至宋元的发展源流进行了梳理。     

《蜀梼杌》的史料价值与版本源流

《蜀梼杌》(又称《外史梼杌》)是宋代四川新津人张唐英(1028～1071年)编撰的一部地方史著作。唐英,仁宗皇祐间(1049～1053)进士,神宗熙宁初年官至殿中侍御史,嗣因父忧而去官,未几病卒。《蜀梼杌》之内容为前、后蜀两朝80来年史实之记录,可谓两蜀专史现存之唯一著作。     

大观楼长联的作者就是昆明孙髯

早在80年代末,就拜读过《昆明大观楼长联作者质疑》一文,当时只觉得是好发奇想,出语惊人,但并未在意,没想到事隔十多年,又有人通过旅游读物或撰写《昆明大观楼长联作者考辨》,将旧事重提,分别对《长联》的著作权问题大作翻案文章,认为长联的     

何疑之有

陶诗云：“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赵鸿逵先生的“昆明大观楼长联作者质疑”是一篇为曲靖孙先生冒认长联著作权的奇文,而且此文一经发表,便似乎已经定鼎,《新编曲靖风物志》根据“质疑”,再加一段“长联的思想脉络问题”便逮作断论：“由上可知,大观楼长联当为曲靖孙髯翁之作。”这样的奇文,难道还不值得“共欣赏”吗?但赵先生颇为虚心,他只是说“如果以上质疑有一定道理的话,这种历史造成的误会,应该是予与澄清的时候了。”“澄清”     

试论西南地区义和团运动的源流和特点

西南义和团运动是整个义和团运动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通过分析西南义和团运动的发生源流。以图论证它发展得较为普遍的原因,通过分析它的发展特点,论证了西南义和团运动的特殊性,并综述了它重大而特殊的历史意义。     

潮疍源流与习俗

疍家人水居,以舟楫为室,一船载着一家,采珠捕鱼为业。祖祖辈辈过着随水漂流的“水流柴”生活。因常年“浮家泛宅”。故又称“水上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