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侵运逼"视野中的淮河变迁

淮河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条全面系统治理的大河.当初,淮河本是"四渎"之一,槽深流清,颇富通航之利.然而从1128年杜充决黄河开始,因为掺杂了诸多人为因素的700多年的黄河夺淮,因为明清时代蓄清刷黄、济运保漕的国家大政,因为截淮的高家堰与汇淮的洪泽湖,淮河失去了河形、失去了下游、失去了入海水道.这样的自然与人力综合作用、"黄侵"与"运逼"交相折磨的淮河,又引发我们广泛的文学拟喻与深沉的哲学关怀.以言文学拟喻,传统帝制时代的黄河可称"父亲河"、运河可称"富贵子"、长江可称"母亲河",淮河则是值得同情的"隐忍子";以言哲学关怀,淮河与黄河、运河、长江之间的"恩怨情仇",既反映了人地关系的复杂性,也展示了政治权力对自然变迁的负面影响.     

论二战全面爆发初期的英苏关系

本文集中探讨了二战爆发初期错综复杂的英苏关系,认为：从１９３９年９月１日二战全面爆发至１９４１年６月２２日苏德战争爆发,英苏关系的演变可划分为张伯伦时期和丘吉尔时期两个不同的时期;前一时期的主流是紧张,后一时期的基调是缓和;综观整个二战爆发初期,英苏关系一直处于极不稳定状态,始终未能得到真正改善;英、苏对此局面的形成均难辞其咎。     

1840年之前蒙古在中俄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本文分几个阶段考察了清俄关系中的蒙古中介作用。清俄发生关系前,俄国势力已渗入西蒙古地区。在喀尔喀诸部归属清朝以前,蒙古人已开始扮演清俄关系中介角色。《尼布楚条约》订立和喀尔喀三部臣服清朝后,虽有俄国人的拉拢利诱,但喀尔喀诸王公作为清朝命官主持对俄交涉事宜;蒙古语文在很长时间内一直是清朝对俄外交的正式官方语文之一。此外准噶尔汗国的存在曾对清俄关系产生重要影响,但俄国并没有为此卷入准部与清朝的军事冲突中去     

基于快递物流测度的区域流动空间特征——以江苏省为例

在信息技术推动下,流动空间作为新时期的新空间形式在带来时空压缩效应的同时不断地强化着区域城市间联系,推动着社会经济资源的城际流通。快递物流是互联网交易的虚拟流与快速交通实体流交互产生的物质流动,其代表了流动空间的虚实二元性,是研究流动空间网络特征的有效切入点。以江苏十三个城市为研究区域,以六家物流公司的网站数据为数据来源,采用权重分析法和重力模型方法建立起区域城市的快递物流水平、城市间流动空间连接度及城市快递物流总体评价等三项指标,结合区域流动空间的指标分析发现区域流动空间具有网络一体化、去中心化、扁平化、等级化及点轴式等五大特征,基于流动空间的可视化研究发现江苏省区域城市间关系显示出了一个具有等级特征的多中心扁平化点轴网络,围绕南京、苏州、徐州的都市圈一体化发展态势成为提高区域流动空间流动能力的重要突破方向。     

公民企业家站在十字路口

女企业家王瑛针对著名企业家柳传志的“在商言商”之说发表不同意见，并宣布退出他们共同的组织正和岛，此举引发了媒体圈和企业界关于政商关系的新一轮讨论。热点转换频繁的舆论场里，这场未曾真正展开的讨论很快退去了热度。相较于争论，我们更关注的是一个“公民企业家”群体的出现     

正定南杨庄新石器时代遗存再认识

南杨庄遗址是太行山东麓地区具有标尺意义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本文在南杨庄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的基础上,以陶器为视角,参照相关的考古学文化,通过典型器物形态和组合对比分析,将南杨庄遗存划分为镇江营文化、后冈一期文化、庙底沟文化和雪山一期文化四种不同性质的遗存,共分为四期8段,并对各期文化的谱系关系及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     

论东汉隐士的母子关系

东汉时期的隐士并未完全脱离家庭而存在,相当一部分隐士仍旧保持着家庭生活,母子关系也成为了隐士们家庭生活中需要处理的重要关系。东汉的隐士往往以"孝子"形象示人,这不仅体现在对母亲的日常照料中,还表现在为母亲服丧守丧上。在处理继母子关系上,隐士的孝行更成为他们获取美名的重要因素。当隐士的母子关系与其他家庭关系尤其是夫妻关系发生冲突时,隐士们也往往会选择维护前者,母子关系甚至会影响到隐士的归隐。     

和平时期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关系初探

中国历史上出现了数次大一统的王朝统治时期。在此时期,两大民族之间关系总而观之是友好和平相处的时期,当然也不乏战争的阴影,但是,主流是和平共处、友好往来。一般来说,和平时期,即中原王朝处于大一统时期,二者关系在不同时段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和规律。本部分分阶段以个案的方式予以分析。     

国家权力、企业家精神与企业经营——以通用机器有限公司(1946~1949)为例

通用机器有限公司是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在抗战胜利后创办于上海的国有机械制造企业。资源委员会委派私营企业家马雄冠作为公司负责人,并肯定了马雄冠的"纯商业化"经营路线,使公司能边基建边投产运营,缓解了资金压力,在恶劣的局势下取得较好的成绩。尽管马雄冠为公司注入了企业家精神,但公司的销路问题有赖于资源委员会的重工业建设,其技术引进也由资源委员会负担了大笔先期资金,因此,该公司的成功是良好政企关系的产物。     

清代的清书庶吉士

分派庶吉士学习清书,是清代特有的政治制度之一。其起自顺治,迄于道光,发展过程本身反映了满语在清代政府行政过程中的应用情况和朝廷内部的满汉关系。清书庶吉士设立的初衷,是为了便利满汉之间的交流。初选时,对人员的年龄、体貌有一定的要求。其数量随着朝代更迭发生变化,由于汉语的普遍使用,每科人数由最初的数十员减少至四五员,皇帝对其考查也日益松懈。乾隆之后,清书庶吉士的实际效用日益减少。清书庶吉士与汉书庶吉士在馆选、教习、考试、散馆上均有不同,但出仕后升迁状况并无明显区别。学习满语的汉族庶吉士的满文水平不一,优者足可召对,亦能翻译书籍;劣者往往因此被黜,遂对此政策有所怨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