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宫大白伞盖佛母信仰探析

清代宫廷对白伞盖佛母的崇拜出现了显著的发展,特别在乾隆时期,除在宫中大量制作白伞盖佛母像外,还在北京及其周边地区的各大寺庙制作供奉精美的绘画和雕塑,甚至专门兴建寺院来供奉白伞盖佛母像。其信奉目的和崇拜方式等方面的特点,目前尚很少有专门的论述见诸文献。本文借助清宫档案及现存清代原状佛堂内白伞盖佛母的陈设情况,试图说明清代宫廷是将白伞盖佛母作为重要的福寿保护神来供奉的,并不是简单地继承元代的信仰传统而是另有传承和发展。     

地方社会与国家的跨地方互补——光绪十三年黄河郑州决口与晚清义赈的新发展

光绪十三年(1887年)黄河在郑州决口,是铜瓦厢改道后最大的一次黄河水灾。对于此次水灾期间的赈灾事务,学界以往甚少注意。实际上,此时以江南绅商为主体的民间力量自发组织动员的义赈活动,不仅承担了此次赈务中的很大一部分工作,而且是整个晚清义赈机制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标志,其实践逻辑甚至还可以帮助我们推进此前关于地方史研究取向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反思。     

晚清军事现代化的历史成败

在西方现代化潮流的冲击下,晚清政府被动地开启了军事现代化的闸门,但由于当时条件的局限,晚清军事现代化迟迟难入正轨。但在现代化的推进过程中,对西方一些现代性因素的合理引进,对整个国家进行了一次早期现代化启蒙,具有深远的社会意义。     

张昭远与五代史籍

张昭远是五代时期才、学、识兼备的史家,他参预了多朝实录的编纂,这些实录成为后人撰写五代历史的基本资料;在《旧唐书》的修撰中,张昭远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岭南建筑民俗中的易学思想

岭南近现代建筑具有独特的民俗风情,自成一套完整的解释系统,甚至可以说,是较早把现代建筑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结合的标本。从开平雕楼到客家围龙屋,     

清前期贵州大定府铅的产量与运销

矿业深刻地影响着清王朝的货币与军器制造,以及西部民族地区的开发,成为康乾盛世的表征之一。当时矿业的成就,主要表现在铜与铅的开采和冶炼上。本文探讨清代最重要的铅产基地——贵州大定府的铅的产量、分配与运销,以期揭示偏僻的西南一隅在改土归流之后是如何影响到整个王朝国家的。     

晚清怪杰辜鸿铭逸闻轶事

辜鸿铭是一代奇人,是晚清及民国时候享有国际声誉的极少数中国人之一。1857年生于马来西亚,祖籍厦门同安。他从小就接受西方教育,曾被一对英国夫妇收为义子。他13岁即赴欧洲求学,10余年中游学于英、法、德、意诸国。1877年以优异的成绩获文学硕士学位。     

《抗战期间彭湖经营贵州企业公司实录》出版

1938年抗日战争进入持久作战阶段,贵州省政府主席吴鼎昌（又名吴达铨,由国民政府实业部部长调任,著名实业家,为当时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两银行董事会重要成员。）为执行“开发贵州资源、建设贵州经济、安定后方、支持抗战”任务的迫切需要,倡议筹组贵州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获得经济部、资源委员会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三银行总行的赞助,该公司于1939年6月1日在贵阳宣告成立。总经理彭湖（又名彭石年,是一位热爱祖国的近代企业家。曾任中国银行成都支行、南京分行襄理,湖南省银行总经理,日本投降后任中国银行南京分行经理。南京解放后一度去香港述职,随后返回上海定居。）,经中国银行总管理处推荐,代表该行筹建并出席该公司第一次股东代表大会,被推为该公司董事会董事兼总经理。     

晚清雨泽奏报制度在州县运行机制的研究——以循化厅档案为例

中国历代统治者都非常关注地方降水情况,要求各地定时向中央奏报雨泽,形成一种自下而上的雨泽奏报制度。本文主要利用循化厅档案资料考察晚清时期雨泽奏报制度在州县上的运行实态。州县雨泽奏报在程序上有旬报和月报之分,无论旬报还是月报,格式上均要逐日书写天气状况、降水起讫时刻和降水量多寡。除旬报和月报外,还存在另一种特殊的上报程序,即各属如遇夏雨冬雪要随时上报。统县政区和高级政区长官对州县雨泽上报格式、时限、人员、信息准确性等进行查核,是确保雨泽信息准确的重要保障。州县户房的书吏是具体负责雨泽信息收集并上报的人员,在此之外,农官上报也是雨泽、收成奏报的来源之一。     

从同治、光绪大婚瓷看晚清宫廷用瓷的使用与筹办

本文在既有研究基础上,以光绪《大婚典礼全图》（以下简称《大婚图》）为线索,结合同治、光绪《大婚典礼红档》（以下简称《红档》）等清宫档案,辨析清代皇帝大婚前后在妆奁、铺宫、筵宴等不同场合使用的瓷器,以及这些瓷器的获取途径、筹办机构等,试图将大婚瓷还原至其所属的历史情境,从而理解宫廷用瓷在国家大典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