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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书合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0,(3):80-87+215
柳条边的始建东段应该上溯到天聪七年清人在碱场、通远堡等地的"筑城修边",再经崇德三年的扩边而大致成形,主要是作为军事防线,同时兼具防止人口逃亡和朝鲜人越境的功能。西段则始自崇德初年从屏城到法库门之间边栅的设置,是清人为了加强对辽河套的直接控制及处理蒙古事务而设。这两段边与同时期出现的"栅门"、边栅等地理界限,重新构建了清人统治的核心区域,并以此"画定内外",由此奠定了清初对东北地区基本政策,影响了东北地区后来的历史进程。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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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律学以律例为中心,侧重于整理或注释律例条文以便利于司法实践中的运用,清代律学具有突出的技术性和实用性特征,临民治事者对其有刚性需要,但是"读律法"并不为一般读书人所重视,律学处在清代学问体系的地位边缘。嘉道以降的经世思潮宽纾了研律的整体氛围,资治致用的律学获得显著发展。在清代律学地位升降过程中,研律者从自身知识结构出发,一方面积极援经入律,发明经、律会通之处,借助经学提振律学,在司法实践中"引经治事",援用儒家经典作为断案理据;另一方面用治经学的方法来研治难读的律学,提升了律学作品的质量。清代律学与经学关系紧密,律学在研究手段及价值关怀上积极向经学靠拢。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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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兴起及其演化,与经学逐级退出学制乃至整个知识体系时间上高度重叠。国学既然为新旧过渡时期的将就兼容,便具有两面性,在中西新旧的缠绕下,倡导国学者取向迥异,国学形态下经学究竟有无立足存身之地,一直聚讼纷纭。守成者竭力维系经学的一统地位,趋新者则希望化解为不同分科。国学之下经学与诸子、史学、文学的纠葛,使得经学日益丧失既有地位。可是经学在中国,同时体现为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对内支撑道德伦理,对外显示国性。如何不依傍古人又能取信于广大,建构当下的道德机制,为世界体系的重构提供重要选项,是考验国人智慧的关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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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铭圭(1824—1881),字京瑜,又字友珊、幼珊,广东东莞市凤涌人,家世务农,本人肆业于粤秀书院。他曾师从梁廷楠,并与谭莹、陈澧、李文田等往还,由此学识日益通博。惜科场不利,仅考中咸丰壬子(1852)副贡,后以家居授徒为生。三冬课经学及诗,从游者甚众,达百余人,并有多名弟子考中进士。《东莞县志》称其“性廉静寡欲,好山栖。”他中年之后就隐居罗浮,在山上修筑酥醪观和梅花仙院,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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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文坛曾发生过多起文人之间的讼争事件,这几起讼争事件起因不同,内容不同,但中间都夹杂了很多意气之争或门户之见。虽然其中有是非曲直之辨,但不可简单地以甲是乙非来判定;虽然双方有互相指责、互相诋毁的言辞,但又不能笼统地作文人相轻看待。学术理论问题与个性品行问题的交错混杂,是这儿起讼争事件的一个共同特点。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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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吴地学风而言,其本土学者多因循其家学,以汉代以来流行之今文经学为主,学风偏于保守;而汉末流迁江东的侨寓学者则多习古文经学或今古文并修,这是当时中原地区的主流学风,对江东学风的变革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只有全面了解侨、土学者学风的异同,才能明了孙吴学风的基本状况。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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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至18世纪耶稣会士来华传教的二百年间,有不少账簿或财务报告,连同信件经由澳门寄往欧洲。18世纪末,欧洲人已知通过这些账簿来了解中国。近年比利时学者高华士(Noal Golvers)对鲁日满(Francois de Rougemont)常熟账簿及其反映的当时中西关系的研究,是一个成功的范例。笔者在20世纪90年代与澳门档案学者刘芳女士合作,整理葡萄牙东波塔档案馆藏清代澳门中文档案,以及近年对明清之际文化名人、华籍耶稣会士吴渔山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对吴渔山主持嘉定教务时期的账簿,作了初步探讨。在考证账簿的发生地为清初江南传教中心上海附近的嘉定.账簿的发出人为康熙中後期嘉定堂区的管堂司铎吴渔山之后,继而从物价、货币、消费和社会生活,从嘉定堂区会聚与活动。堂区经费来源与开支诸方面进行清初社会经济史、天主教史的探索。将清初天主教史置于同时的社会经济史背景下进行研究,为本文的主要思路。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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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那个皇太极时代的“传国玺”压根儿就是个假货。难怪当年皇太极搞“迎宝受宝”仪典时,没有让一个汉籍官员参加。后来乾隆皇帝上台后,就将当年造假的证据一劳永逸地销毁了。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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