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浙东经史学派资料选辑》序

《国家清史》编纂项目自2002年正式启动以来,到2005年,尚有一些重点项目没有落实招标对象。2005年4月,时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的吴光同志因为温家宝总理关于黄宗羲思想的一封信来电相询,我就动员他参与“浙东史学派”项目的招标。他说,     

清代州县佐贰官研究综述

佐贰官是相对正官而言,其意在于辅助。清代州县佐贰官主要包括州同、州判、县丞和主簿。自秦汉设官以来,在地方权力结构中刻意构建交错和制约的关系是统治者强化政府内部监督的重要途径。正佐之间相互监督机制的推行在历史上确实也曾发挥过相当的效能。明清以降,随着主官负责制的不断强化,     

缅怀著名因明学者杨化群教授

因明是佛教五明之一,起初为佛家论义之方便法,用于与其他各派、甚至是大小乘之间的辩论。“因明”这一词语首先出现于玄奘法师翻译的《瑜伽师地论》中,玄奘在印度那烂陀寺求法时,曾运用因明多次破斥外来论师的邪见,名震天竺。他回国后,创立了唯识宗,大大推动了中国因明学的发展。     

探微知著 厚积薄发——《清代前期钱币制度形态研究》评介

正货币史研究在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一来是因为中国古代货币经济较为发达,货币史的发展演进具有连续性,是反映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货币史研究也一直受到史学界的重视。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古代各个时段货币史的研究都取得了不少的研究成果,虽然各个时段货币史研究的侧重有所不同,就史料条件与研究的深度和成果数量来说,清代的货币史资料极为丰富而清代货币史研究的成     

《浮生六记》中“番银”记载及其史料价值

我国自唐代开始,贵金属白银作为货币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宋以后,白银在货币流通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到明朝英宗时放松银禁,于是各种物价多用银来表示,这样中国才真正成了一个用银之国,白银才真正货币化。但直至清代前期,我国的白银始终是称重货币。由于各地白银成色不一,交易时要按照官府的标准进行折算,而各地的“平”并不一致,再加上地方官员征收赋税时以“火耗”为由勒索百姓,所以到乾隆后期及嘉庆年间外国银币（福建、广东、江苏一带称之为番银、番钱或番饼）以其规格统一、重量固定的优势开始被国人广泛接受。沈复在其《浮生六记》中的相关记载便是印证这段史实的力证之一。     

宝山楼主潘承弼遗存书跋五则捃录

潘承弼（1907—2003年）字景郑（后以字行）,别号寄讴,苏州吴县人。潘先生是我国现当代著名学者,早年入章炳髅、吴梅先生门下,分别研习训诂和词章倚声。深受太炎先生器重,曾任章氏国学讲习会讲师,并负责编辑《制言》杂志,又加入考古学社,于小学、金石、诗词均卓有造诣。他也是一流的藏书家与版本目录学家,其家族乃苏州名门望族,号称“贵潘”,高祖潘世恩为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状元,曾祖潘曾莹小鸥波馆、祖父潘祖同竹山楼、叔祖潘祖荫滂喜斋藏书皆为一时翘楚。     

潘祖荫滂喜斋宋版书举隅

<正>清代私家藏书从地域分布而论,江南以苏州为中心向外扩展,承袭吴地藏书家之特殊藏书嗜好与藏书理论,进而形成版本目录学等相关学问,遂于有清一代及至鼎盛。无论在藏书家人数或藏书楼数量等方面,都超越先前甚多,造就了清代灿烂的藏书文化,其中最受瞩目的便属潘祖荫滂喜斋藏书。潘祖荫(1829-1890年),字伯寅,号郑庵,吴县(今江苏苏州)人。1852年(咸     

扒龙舟盛景 佛山市博物馆藏广彩瓷盘释读

<正>扒龙舟是珠江三角洲一带对划龙舟、赛龙船的本土称谓。此地自古水网密布,泛舟猎鱼是当地人基本的生活技能,水上竞技和祈福活动由来已久。明末清初著名学者番禺(今广州)人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一书中,对每年端午节期间的赛龙船有"岁五六月斗龙船",主办者给全胜者赠"与状头标,张伎乐,簪花挂红"1的记载。可见扒龙舟是珠江三角洲一带     

清代山西乡试卷考

清代的乡试考试是每三年一次,分为子、卯、午、酉年,时间为农历八月初九、十二、十八三天。我们通常所说的科举考试,一般指的就是乡试考试。如同我们现今所经过的中考、高考、考研一样,在清朝,乡试考试也是全国性的考试。当然,如今的考试,不管是试卷的格式,还是试卷的格式都与古代有着明显的区别。新发现的一份清同治年的乡试试卷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一下当时考试情况,以及对当时乡试考试的内容和格式作一个简单介绍。     

清代山西义学经费来源初探

义学是中国古代社会为贫寒子弟设立的免费初等教育机构。在清政府的倡导和支持下,山西义学发展迅速,分布较为广泛,各府州均建有义学。义学的生存发展状况与其经费来源直接相关,本文主要从官府出资和民间捐资两方面对清代山西义学的经费来源渠道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