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圣训与敕修皇帝的思想观念——基于《政治典训》与《清圣祖圣训》的考察

一般认为,圣训体现的是颁发谕旨的皇帝的思想与观念。康熙敕修按圣训体例选编自己谕旨的《政治典训》和雍正主持编纂的《清圣祖圣训》的差异,为考察圣训体现的是颁发谕旨皇帝还是敕修皇帝的思想观念提供了很好的范本。康熙在位时《政治典训》已形成了完善的稿本,没有颁行。雍正即位后敕令继续编纂,但最终没有颁布该书,而是依照惯例,另起炉灶,敕修《清圣祖圣训》。《政治典训》与《清圣祖圣训》均选录康熙谕旨,体例相近、类目多有相似之处,皆以宣扬康熙圣治、训谕臣民、垂范后世为目的。其差异主要是在内容上,《清圣祖圣训》收录的是雍正皇帝认同的康熙皇帝谕旨,删去了《政治典训》中与其治国理念相冲突和对自己不利的内容,能适应雍正治国的需要。不仅是《清圣祖圣训》,清代的圣训都融入了敕修皇帝的思想观念。     

清代甘肃灵台蛟城庙长寿殿壁画二十四诸天像初探

甘肃灵台蛟城庙长寿殿壁画是平凉地区清中期代表性佛教、道教融合艺术遗存,主体为十八罗汉和二十四诸天,壁画保存完整、内容丰富、造型生动、技法娴熟,其神像文武兼备、男女各异、个性鲜明。其中,二十四诸天尊格选择与一般斋天科仪有所不同,诸多造型均以道教神祇典型形象出现,并将佛教摩利攴天以道教斗姆元君的形象展现出来,这些都是佛道艺术融合及世俗化的典型例证。     

清代江西金溪刊刻小说的绣像研究

清代金溪作为小说刊刻中心,其绣像的地域性特征十分明显,对于整个清代小说出版和小说图像而言均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文章立足于清代江西小说刊刻业的繁荣景象,把握书商进行创作、出版、传播的时代线索,以绣像风格特征为索引,从视觉风格、叙事干预、批评功能等角度进行深入探讨。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新进展(2002～2004年)

从2002年1月至2004年12月,学术界共出版国史专著、教材、辞书等近600部,发表学术论文980多篇。其中关于政治方面的论文480多篇,经济方面的280多篇,文化方面的100多篇,外交方面的70多篇,军事方面的20多篇,其他方面的30多篇。2004年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5周年,也掀起了学者研究国史的高潮,出版了大量的著作。在诸多著作中,有些是系统地、全方位地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进行研究和阐述的,如金春明主编的《中华人民     

马圈湾汉简所见一次发生在车师的战争

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第5号探方所出简牍材料中有一批简文集中反映了王莽时期一次发生在车师的战争。前人多认此役为天凤三年至四年（16—17）的王骏征伐西域战争之结尾。文章对此说提出了商榷,大致推定此役实与王骏征伐西域战争无关。     

概念史视野中的“新疆”

已经“去语境化”的“新疆”是现代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一个省级政区专名。但在传统时期,各类汉文文献中所载“新疆”则另有所指。福柯认为,话语是决定我们知识、权力以及伦理的规则。本文试从概念史的角度,梳理宋代至清末近千年中“新疆”的时空分布及其意涵,试析曾经作为一类政治地理概念的“新疆”在传统叙事中所处的定位,并结合晚清洋务著述中“新疆”的错置现象,重新审视近代“新疆”“故土新归”意涵之说,从而丰富对“新疆”这一古老概念的理解。     

近代以来韩国学界中国史研究述评

近代韩国的中国史研究体系,在日本殖民统治压迫下萌芽,伴随“光复”起步发展,并在战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迎来繁荣期,最终于20世纪90年代步入成熟期。其研究脉络不仅吸收中国传统史学宝贵经验与诸多治史理念,也融合了近现代实证主义史学的研究特色,其研究领域从朝鲜民族本位的“脱殖民史学”端启,逐渐扩展至中国史研究的各个层面,呈现出全面化、分门化、细节化的趋势。特别是,“闵斗基学派”编修、出版的《讲座中国史》,则成为繁荣时代的代表著作。本文通过考察近代以来韩国学界的中国史研究发展脉络及不同阶段的特征,为新时代中国史学“三大体系”建设带来启示。     

康熙《皇舆全览图》和《乾隆十三排图》中广东地区图面内容的比较研究——兼与广西地区对比

康熙《皇舆全览图》系清初官方主导实测的经纬度地图,对清代直至民国初期地图的绘制产生深远影响。对其数字化可为自然、人文要素变迁研究提供这一时间断面具有相对准确位置的地理数据,这对自然要素的变迁研究尤为重要。以图中广东地区为例,采用不同的地图配准方法,结合历史文献,分析《乾隆十三排图》对康熙《皇舆全览图》的继承与发展,并与之前有关广西的数字化研究作比较。研究发现《乾隆十三排图》以康熙《皇舆全览图》为基础,使用相同的坐标系,但是两个地区坐标系的偏移程度不同,主要与地理配准方式有关;图面内容的承继也有差异,这与清初对两个地区开发程度有关。     

2022年国家治理史研究综述

2022年,国家治理史研究取得丰硕成果。围绕“治理”的基本要义,学界逐步将问题意识聚焦到国家政治制度、政治方略、政治举措的运作机理上,并从财政、经济、边疆、民族、灾害、环境等多个维度丰富了“治理”的实践意涵,进而对推进我国治理体系的革新完善提出真知灼见。推进国家治理史研究,应加强理论建设,加强整体性、贯通性研究,加强多学科协同。     

分疆画界：清代县级政区的析分与界线划定

界线和幅员是政区的重要地理要素。清朝共有203个县级政区发生过析分,析分后大多是新设县级政区,也有少量增置直隶厅的情况。随着县级政区析分、裁并增多,聚落点、柳条边等人文地理要素成为政区“分疆画界”的重要依据。清代县界调整较为密集的区域为奉天、苏南、陕南、川东、闽粤交界处等地,这些区域增设县级政区较多,体现了清代的地域开发进程。“分疆画界”作为清朝均衡地方治理的行政手段,在治乱理正、基层治理与应对边疆危机等因素推动下运作和演变。县界的空间形态总体上是在依照自然“山川形便”形塑合理的幅员、调节与行政中心的距离等综合设计下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