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的政治参与

二战后,英国殖民政府和马来亚政府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采取种种政策措施,对华人社会加强了统治。这些政策措施并不都有利于华人社会,许多政策措施对华人既不公正,也不公平,更不合理。为此,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积极行动起来,通过各种合理、合法的方式和途径,争取、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作为华人社会的一支重要力量,马来西亚华人社团逐     

美国史学对19、20世纪之交美国海外扩张的思考与认识

对 1 9、2 0世纪之交美国海外扩张的研究是整个美国外交史学的极为重要的部分 ,在一定意义上 ,这一研究折射出美国外交史学陷入困境的症结与原因 ,同时也映现着美国外交史学发展的出路和方向。美国外交史学在以下两个问题上无法解释美国海外扩张的合理性 :其一 ,海外扩张是否违背了局限于大陆拓进的孤立主义外交传统 ;其二 ,海外帝国的追求是否有悖于美国人视为立国之本的民主理想。自 2 0世纪初美国外交史学产生以来 ,无论是理想主义史学的“背离说” ,还是现实主义史学的“国家利益说” ,都不能说明海外扩张的历史逻辑性。修正派史学虽然揭示了美国扩张外交的本质 ,但由于其“由内到外”的研究体系的局限 ,最后难免落入孤立主义的陷阱。本文着重介绍了“后修正史学”的“综合研究”和“国际研究”的研究方法 ,指出不同民族的观念、情感的平等沟通和交流才能代表着美国外交史学的发展方向。     

战后各国华侨、华人政策比较研究

战后50年各国政府对华侨华人实施的移民入境、国籍归化、经济、教、社会等政策,各有特色;东南亚国家比较严厉,美、加、澳、新等移民国家相对宽松,其他国家则宽严不一。不少国家根据国内外形势需要,对华侨华人政策做出了程度不同的调整,有关政策虽然仍因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因素的影响而不时出现反复,但总的发展趋势是日趋宽松,海外华侨华人的生存环境逐渐得到改善。     

略论宋代商人在社会经济领域中的作用

两宋时期,商业获得巨大发展,商人的社会地位相应提高,他们在社会经济领域诸如生产、流通、消费等环节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海外贸易的经营还促进了对外经济、化交流。商人势力的兴起,是唐宋时期社会变革的结果和表现之一。他们与封建官僚、地主势力的结合,对于宋及后世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     

在缅甸首战奏捷的华侨抗日志愿队

缅甸华侨抗日志愿队成立于1941年底．是一支受中英双方资助、参照“温格特突击队”模式编组的民间武装,任务为敌情侦察、缅奸缉捕、治安维持等。作曾任缅甸华侨抗日志愿队指挥官,本系作任职期间的回忆。     

从移民到选民：1965年以来美国华人社会的发展变化

196 5年是美国华人发展历史的分水岭。美国政府于该年修改移民法 ,承认种族移民机会平等。此后华人移民源源不断涌入美国 ,成为美国增长速度最快的移民群体。随着华人社会规模迅速扩大以及经济和专业实力的激增 ,美国华人开始积极参选参政 ,争取与其社会地位相当的政治权利。从移民到选民 ,是美国华人落地生根、茁壮成长的过程。假以时日 ,随着华人移民数量进一步激增 ,华人选民的政治影响力将有望接近美国犹太裔选民。     

性别与教育：战前新马华文教育的性别分析

战前新马华文教育取得长足发展,尤其是女子教育进步较快,但男子教育和女子教育存在较大差异,主要表现在受教育人数、受教育级别、教育经费和教育内容等方面,本文主要从性别视角分析战前新马华文教育的性别差异及其根源。作者认为,华侨社会的教育理念、教育期望和经济成本是造成这种性别差异的主要根源。     

华侨华人学的学科定位与研究对象

本文力图从国际学术界传统学科体系的分解与整合这一角度来分析建立华侨华人学的现实性 ,并从局限性、可行性、研究对象的定位及辨识标准、研究范围、挑战与机遇等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由于其特定的研究对象和无法进行科学抽象的特征 ,从传统的学术分类来看 ,华侨华人研究不可能成为独立的学科。然而 ,学术史的演变表明 ,一些多学科或跨学科的研究领域日益独立出来 ,这为华侨华人学的建立提供了条件。作者对“华侨华人学”下了定义 ,并提出了建立作为学科分支的华侨华人学的两种可能途径。     

从离婚权的演变透视中世纪欧洲犹太妇女的婚姻地位

犹太教允许离婚.在<圣经>时代,犹太男子可以随心所欲地休妻,犹太妇女没有任何话语权.到了<塔木德>时代,犹太社会尽管对男子的单方面休妻权利有所限制,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婚姻的男权制结构,犹太妇女在离婚问题上依然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这种局面在中世纪的欧洲有了质的改变,而且,这种改变通过犹太社团最具权威的"市集大会"颁布的法规条例而不断地强化,从而使得犹太妇女的婚姻地位在附属中有了改善.     

以歙县为例看抗战时期民间社会力量在物价管制中的作用

近年来史学界对商会、同业公会等民间社团关注较多,其中以马敏、朱英等人在这方面的研究最为突出,他们主要运用西方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的理论框架来进行商会实证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近世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的理论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