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会馆与清代广西社会的互动变迁

清代广西商品经济的发展、人口流动力度范围的增大、文化的区域差异与社会价值观的变化促成了会馆兴盛之局。兴盛时期的会馆在整合清代广西社会秩序、构建市场网络、保护公平贸易、繁荣文化艺术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推动清代广西社会的发展。     

李鸿章与北京安徽会馆

会馆起源很早,汉代称为“邸会”、明朝称为“会馆”,是旅居外地客商、游人聚集的地方,所以又称之为“同乡会馆”。旧时由于科举制度与求学经商的需要,全国各州县在北京建立会馆很多。     

寻找晋商会馆

如果说,在中国商业和金融史上写下众多“第一”的晋商在明清叱咤商海500年的沉浮中为世人留下了不尽的遐思和浓郁的传奇色彩的话,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比晋商大院更具特色、遍布全国的大大小小的晋商会馆则日益显现出其独特的历史价值和神奇魅力了。     

郁达夫助沈从文渡难关

1924年初,郁达夫在北京大学任教,而前几个月,沈从文就已经从湖南乡下赶到这里。他来京城的目的原是打算投考大学,后因错过高考机会,又没有其他谋生之路,就只好借宿在湖南会馆里,试图靠卖文度日,以等待翌年的入学考试。但是卖文为生,对于一个初出茅庐、没有丝毫名气的年轻人来说,谈何容易。沈从文的文章,当时竟没有一家报章杂志愿意刊载,据说有一位享有     

清乾隆至道光年间的聊城商业——以山陕会馆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

聊城是清代中叶山东运河沿线的重要转运码头,经由该城转运的商品以绸缎、布匹、皮毛、纸张、茶叶等为大宗。绸缎、纸张、茶叶等南来商品的转销范围大致包括鲁北、冀南、豫东以及山西;棉布和皮毛制品则为东昌本地所产,主要销往西北和口外。依据会馆抽厘率折算,乾隆初年山陕商人在聊城的经营规模每年仅数十万两,嘉庆时增至一百数十万两,道光年间即便从低折算也达到210万两。全城合计,嘉庆年间聊城的商业规模已达每年200万两;道光年间以1‰的抽厘率折算为300万两,若以0.3‰的抽厘率折算则高达1000万两。     

旅京温州同乡会馆兴建的历史背景、性质及其作用

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以地缘同乡为纽带而组建的社团,名目繁多,有的称之为同乡会,供同乡会办事、聚会及同乡住宿,称之为会馆。同乡会馆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的出现与科举制度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繁荣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拟就旅京温州同乡会馆建立的历史背景、性质及其作用,略陈管见,旨在抛砖引玉,以便进一步研究。     

清代北京的汉中会馆

会馆,是古代某同一行业或同一籍贯的人,在京城或一些城市中自行组织的机构,建有场所房舍,供同行业或同乡人士聚会、寄寓之用,旅外同乡有困难,会馆往往提供帮助;在外同乡到京城,往往前往会馆食宿或会友。这种形式创于明代,明刘侗《帝京景物略》中载：“尝考会馆设于都中,古未有也。如嘉(靖)隆(庆)间……用建会馆,士绅是主。凡出入都门,籍有稽,游有业,困有助也。”     

成都川北会馆的搬迁保护

成都市文物保护单位川北会馆,原位于市区卧龙桥街48号,是清代同治年间旅蓉商民集资所建的宴饮聚会场所,现存有戏台和大殿两座古建筑。为更好地保护好这两座古建筑,经过上级批准,将其迁建在会馆建筑众多、会馆文化深厚的龙泉驿区洛带镇,成为客家文化的展览开放场所。这样既有利于城市建设,又有利于文物保护,获得了社会各界的赞誉。     

天津云贵会馆简介

天津市河北区政协文史研究人员2008年底在对原天津云贵会馆旧址调查中,发现了部分残存建筑和1931年云贵同乡捐款建筑天津云贵会馆的功德碑一通。天津云贵会馆是百年前天津与云贵两省密切交流的历史见证,此次发现使这段湮没已久的历史再获人们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