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老染坊“义聚成”

我们于1998年7月11日看完沂源县沟泉乡大桑村房立安老人染布后,在蒙山沂水间颠簸数小时来到了平邑县平邑镇。平邑县位于山东省中南部,沂蒙山区西南边缘。平邑于1946年正式设县,当时面积只占现在的一半,位置在今县境的中部。从历史上看,境内有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遗址,历经商周至民国时期不断有城邑在此设置,汉宣帝甘露四年(公元前50年)封今平邑北部为“平邑侯国”,最早见“平邑”二     

《中国崇龙习俗》

龙的原型是什么?龙崇拜是怎样产生的?为什么会出现龙崇拜?龙崇拜产生以后又是怎样演变的?这就是龙崇拜的起源和演变问题。古往今来,许多学者为解决这些问题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却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崇龙习俗研究一直处于水平较低的阶段。究其原因,主要是研究方法不对。吉成名著《中国崇龙习俗》(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年7用版)独辟蹊径,运用民俗学的理论和方法,从民俗史的角度进行探讨,终于找到了比较可信的答案。     

大气木渎

这几年,我几乎游遍了江南的古镇。我在江南古镇的小桥流水、小舟渔歌,小巷细雨,小院清风之中,读出一种悠然和精致的气质。正是这种独特的文化内蕴．曾让多少久居水泥森林的城市人魂牵梦萦。在木渎——一座离苏州城最近的千年古镇．我在感受这种精致之余却分明读到了另一种无与伦比的吴吴大气。     

黔中骈文评介

清代骈文"中兴",边远的贵州也涌现了几位骈文作家,如龙绍纳、刘藻、徐楘等,还有《乌江赋》、《梨花赋》等佳作。清代骈文八大家之一洪亮吉督学贵州,写了《狮子岩》等几篇骈体文,为黔中山水增色不少。     

关于吉霍米洛夫的研究综述

吉霍米洛夫是俄国历史中的一位重要人物,同时他也是一个充满争议的历史人物。他的人生分为前后两个不同的部分:他前期的活动是激进的革命者,即使在其流放期间也在鼓动国内的革命者进行革命,推翻专制制度;而在1888年之后,他的思想发生了重大的转变,由一位激进主义者转变为一位维护沙皇统治的保守主义者。他的这种政治立场的转变,本身就值得探讨;就其方式而言,他后期的政治立场更趋向于保守的改良,而非激进的革命,也值得我们深思。     

南通沦陷前后大生纺织公司的生存因应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中国东部沿海地区迅速沦陷,民族工业亦遭受重创。淞沪会战爆发后,毗邻上海的南通旋遭日机空袭,南通大生纺织公司渐陷生存危局,其既未内迁后方,亦未进入租界避难。大生公司高层议决并与政府沟通后,在南通沦陷前夕选择寻求外商庇护的因应之策,并于1938年1月10日正式抵押给德国蔼益吉(AEG)电气公司,自此...     

县名排序与地方利益:明清宁国府地域关系及其社会变迁

学界关于明清社会冲突的思考,大体以人群、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为叙事主线,而对以地域为单位的社会冲突探讨得较少。本文从嘉庆《宁国府志》修撰中的矛盾着手,发掘县名排序冲突所蕴含的社会、经济等因素,并揭示其背后的区域格局和文化传统。泾县与南陵县在府志中的排序之争,表面上是学者洪亮吉与官员鲁铨之间的理念冲突,实质上反映出宁国府南部丘陵山地与北部平原圩区的社会实力之转换,以及由此引发的地域观念之更替,是为皖南社会变迁乃至明清地域关系的一个缩影。     

域外漢學與古史辨運動——兼與陳學然先生商榷

民國時期古史辨運動與域外漢學存在一定程度的學術關聯。古史研究者早年多受過新式西洋史教育,或在歐美大學接受學術訓練,不同程度受過近代史學觀念的洗禮,與舊式學者文人不同,信仰"三皇五帝"者自然越來越少。國内古史研究是國際漢學界有關中國古史研究學術鏈條上的一環,歐洲、日本、中國學界之間存在一定程度的互動。中國學者已注意到理雅格、沙畹、夏德、馬伯樂、白鳥庫吉、内藤湖南諸氏的疑古論。夏德《中國古代史》對胡適、顧頡剛均有所影響,對古史辨運動的興起有推波助瀾之功。白鳥庫吉"堯舜禹抹殺論"在民國史壇頗有流傳,顧頡剛對其人其事亦有所知,然顧氏疑古論與白鳥之間並不存在學緣關係。有論者認爲顧氏疑古思想乃"剽竊"日人陳說,此一指控係牽强附會,並無實證。     

中日学术交流与古史辨运动：从章太炎的批判说起

章太炎自1920年代以来发表大量批判“古史辨”袭取日本人疑古余绪之言论,但其连番讥讽一直未引起注意或讨论。本文即以此为起点和观察视角,重新探究“古史辨”的日本因素,并在上世纪初中日文化交流频繁的时代背景下探讨胡适、顾颉刚接触日本相关学术的可能性,观察他们在时代变局下的治学心态。最後,本文将比较“古史辨”与“束洋学”兴起的原因与目的,以及它们与二十年代中国社会、政治环境等错综复杂的关系。当然,藉着相关探讨,我们能同时看到世变之下史家在建立学术事业过程中显露的人生宗旨、学养情操,以及与之息息相关的历史意识与民族文化认同。     

“中华革命军义饷凭单”与日本友人梅屋庄吉

“中华革命军义饷凭单”是辛亥革命时期以“同盟会本部”名义发行的筹饷票券。笔参与编的《辛亥革命时期货币》一书,收录有五元面值的该券一张。其正面居中为白日图案及交叉的青天白日旗和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其上方为“中华革命军义饷凭单”名称．下侧为“五圆”面值．右边为“同盟会本部发行”。左边为“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月日押”字样,外绕花框,四角分别有“5”及“五”字面值数。背面为发行“要则”五条．内容如下：“本部为接济各地义军军需起见．特发行此义饷凭单,分百圆、五十圆、十圆、五圆四种”;“新政府成立后,持有此凭单可向新政府银行照数取换国币”;“新政府成立后．持有此凭单在本国内无论何处均可通用”：“本凭单得由所有转让与他人”：“本凭单发行时盖有三印为据。如未盖印及印迹不符作为废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