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国家观”的悖论

日本儒教中的家族孝主义是家族国家观的重要基础。但是作为幕藩体制下封建武士之间的道德,它无法直接为明治近代化的目标服务甚至形成阻碍。因此家族国家观虽然植根于传统的儒教家族主义,但又是对其不适应时代课题的部分进行修正后,重新建构起来的一种意识形态。因此带有两面性,不是简单的“复古”,也不是儒教家族主义道德的简单复活。虽然家族国家观在统合民众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由于其原理与近代国家原理之间存在抵触,致使家族国家观自身蕴含着重大的悖论。     

澄清九一八事变时不抵抗方针研究的误区

长期以来大陆通行一种说法 :九一八事变时 ,东北军对日本关东军的进攻未予抵抗 ,是张学良“忍痛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命令 ,使他蒙上“不抵抗将军”骂名 ,做了蒋的“替罪羔羊”。研究中存在一些误区 ,需要澄清。 1 .蒋介石、张学良之间并非简单的上下级关系 ,张学良具有相当的独立性 ,他与蒋的意见不同时 ,对蒋的命令可以不听 ,防守锦州问题即是如此。 2 .这一观点主要靠一些回忆录作依据 ,而许多回忆资料的说法存在种种漏洞。 3.事变前中国一方对日军挑衅采取“力避冲突”方针 ,对此蒋张二人具有共识。事变前蒋氏指示对日军挑衅采取“力避冲突”方针 ,对事变后张学良实行不抵抗政策不无影响 ,但事变前“力避冲突”与事变发生后“不抵抗”方针 ,二者有明显区别。 4 .事变发生后 ,张学良和荣臻等人的电文均证明 ,是张学良对东北军下了不抵抗命令。 5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 ,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处置事变的方针 ,并非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不抵抗政策。国民政府对事变的处置是 ,诉诸国联 ,并准备抵抗。四个月后就发生了一·二八淞沪抗战 ,采取的是“一面抵抗 ,一面交涉”方针。 6 .张学良晚年一再说过 ,下不抵抗命令的 ,是他自己 ,而不是中央政府     

考证为近代史研究服务的几点经验

自本期起本刊新辟“治史箴言”栏目 ,不定期刊登专家、学者的宝贵治学经验 ,希望藉此对青年朋友们有所启发和帮助。     

焦循“一贯忠恕”说与儒家多元主义

近时学谈到儒家思想,取排斥态度,往往强调其大一统、一元论等,以为与现代多元社会实不相容;持同情态度,则喜宣扬其家庭价值、工作伦理、个人服从社会之类,以为有助於经济发展及社会稳定。谈到清代的儒学,则不是侧重其“科学”的朴学传统,张皇其“实学”倾向,     

后殖民理论与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研究

大陆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的研究经历“文化侵略”、“文化交流”和“现代化”三大范式的转换之后急需建构新的研究范式。爱德华·萨义德等人提出的后殖民理论 ,特别对“东方主义”的批判为近代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解释框架 ,以重新审视传教运动对西方和中国社会的复杂影响及其与西方殖民主义权力体系之间的关系 ,向研究者展现了一个极为广阔的研究领域 ,因此应该成为今后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取向。     

拉美军人与政治：理论与范式的演进

本文介绍与分析了西方学术界在拉美军人参政这一课题的研究中曾出现的几个有重要影响的理论、范式——自由主义、新现实主义、普力夺主义理论、中产阶级军队理论、官僚权威主义理论、国家安全学说。应当说,尽管这些理论存在着很多不足之处,但是,他们在揭示拉美军人政权产生的根源、军政权的政策特点等诸多问题上提出了非常具有启发价值的观点,其观点与研究视角都值得我们借鉴。     

史华慈著《中国与当今千禧年主义》导言

一九九八年春天,我的一位研究西方古代史的同事Mike Clover——他同时是一位为钦许史华慈(Benjamin I．Schwartz)所著《中国古代思想世界》(The营农场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的学者——邀请史莘慈教授参与他筹备多时的“过去千年的欧亚及非洲”会议。与会者还包括Heiko Oberman,J．C． Heesterman,Catherine Coquery Vidrovitch等人。史莘慈在会议中所提出的论文是他在过世之前三十七天完成的最后一篇学术著作,由我在一九九九年十月十一日至十二日于威斯康辛州麦迪逊市举行的会议中代为宣读。     

突骑施钱考

近几年来,我在吐鲁番市二堡乡、三堡乡一带(高昌故城所在地)征集到突骑施钱三枚。     

论梁启超的义利观

梁启超吸收传统义利观和西方资产阶级功利主义思想,提出了"乐利主义"的主张,认为个人利益的满足是社会公利实现的基础。梁启超提倡公德,要求在满足个人利益的同时要尊重他人利益和社会公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