汝窑址发现经过与再考察记略

在我国源远流长、光辉灿烂的陶瓷史上“汝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传世文物寥若晨星而后来文献记载未尝间断。早在北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内即曾谈及“汝州新窑器”而与“越州古秘色”相提并论。南宋时期叶寘：《坦斋笔衡》内也曾说道“汝窑为魁”。     

《黄庭经》的由来及其与易学的关系

本对道教内丹要籍《黄庭经》的产生时代及其流传问题进行考释。作从《封神演义》所涉“黄庭”之说人手,以史书和道教献的有关记载为线索,分析其问世的时代,解读其内容结构与易学之关系,认为它是承袭《周易参同契》“三道由一”的理念发展而来的。     

广东新方志编纂与研究五十年

广东从东汉时期起就有零星的地方志书。隋唐时期开始有“图经”形式的志书出现．是广东志书的萌芽期。广东专修地方志书产生于宋代,进入发展期,“可考者有i01种”。元代广东志书“有14种”。明代,广东地方志进入成熟期,全省共修地方志224种。清代是广东修志的鼎盛期,全省修志达370多种。     

新见西夏文《佛说寿生经》考释(上)

寿生观念兴起于唐宋之际,以通过烧纸钱和念诵经文的方式,来填还冥债获得福报,对中国古代民间信仰有着深远影响。本文对拍卖会所见西夏文孤本《佛说寿生经》刻本的序文和经文部分进行全文译释,证明其翻译底本与黑水城出土俄藏A32金代汉文抄本极为接近,和明清以来流行的版本存在巨大差别,具有较高校勘价值。其次,结合俄藏西夏文《佛说来生经》的三个抄本残叶,探讨了党项民族民间信仰多样性、杂糅性的特点,也为考察文化的跨语言、跨地域、跨民族传播和民族交流交往交融史提供一条新的线索。     

龙门石窟刻经研究

龙门石窟的摩崖刻经达19部之多,全部为初唐所刻。这些佛教刻经,对研究唐代佛教宗派、佛教信仰的流行情况等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桐城派的阅读、知识谱系与流派风尚

桐城派效法韩愈的读书旨趣,逐渐形成独具特色的读书法。这也规定了桐城派的书籍选择范围,甚至推衍成独具桐城风味的书单。其书单的增删,能反映桐城派在不同时期的新气象及其酝酿的缘由。桐城派的说经实践又是其读书法的具体运用,“文本于经”“文能通经”“说经之文是古文”是其三个重要内涵。而对桐城派“空疏”的批评因此得以展开,这一批评直接影响到对桐城派学术品格的判断。由此还可以进一步得出桐城派的经典化与知识系谱建构一直处于“进行时”的结论。     

吐鲁番出土藏译本《摩利支天经》誊写年代及其版本研究

吐鲁番出土的藏文写本现存百余件,内容庞杂,涉及多门学科,然多数文献为残卷,其中《佛说摩利支天菩萨陀罗尼经》（简称《摩利支天经》）为最完整的一部经典,该经在敦煌文献和西藏本土都有保存流传,足见其重要性。本文在介绍吐鲁番藏译本《摩利支天经》的基本情况,并就其文本内容进行解析、翻译的同时,与敦煌本《摩利支天经》和《甘珠尔》所收藏译本《摩利支天经》进行对比分析,揭示出吐鲁番本的誊写年代及与其他版本之间的关系。     

翻译家校阅大师法成及其校经目录

佛教自松赞干布(srong btsan sgam po弃宗弄赞617-650年)时期正式传入吐蕃,赤松德赞(khri srong lde btsan,娑悉笼腊赞,755-797年)执政后,兴佛是吐蕃王朝的国策;佛教成为吐蕃的全民宗教.带着弘法、译经的远大抱负,吐蕃僧人管·法成,不畏艰险,长途跋涉来到敦煌.敦煌浓厚的宗教氛围和东西方佛教传播中理想的交通位置,深深地吸引了他,使他把毕生精力献给了敦煌的佛教事业.藏经洞出土的古藏文文献,向我们展示了这位藏汉文化的使者、大翻译家、大校阅师的卓越功绩.本文将对法成身世作一简单论述,并列出甘肃藏敦煌吐蕃文献中法成校经目录.     

成都万佛寺药师佛像与南北朝药师佛信仰

成都万佛寺遗址出土的一尊梁朝坐佛并十二护法神像,依据刘宋僧人慧简于大明元年依经抄撰的《药师琉璃光经》,可确定为药师佛并十二神王像。这是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药师佛并十二神王像,也是迄今发现的南方最早的药师佛像。慧简本《药师经》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药师经典,它不仅引发了南朝的药师佛信仰,也在传入北方后造就了北朝佛教界的药师佛信仰与相关图像的制作。由于该经在南北朝被认为是伪经,限制了药师佛信仰及其艺术发展,迄今发现的少量梁朝、北魏、东魏、北齐药师佛像,或为立菩萨像,或与一般释迦像相似,没有自身的独特形象。入隋以后,捧钵佛像成为药师佛的标准形象,如万佛寺那样的药师佛与十二护法相组合的图像成为判断药师佛题材的标准之一。     

有关"春秋决狱"几个问题的研究

文章对近年来在“春秋决狱”的研究中出现的新观点进行了细致地分析,对一些新提法阐述了不同的见解。这些新提法主要涉及“春秋决狱”一词的使用、“春秋决狱”的结束时间,以及在历史上的作用三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