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的海洋政策与郑和的海权思想

明太祖立国之初,在东南沿海一带为防止元末农民起义的残部流窜到海外。与倭寇相互勾结。不时对沿海进行骚扰。危及新生政权的稳定。在海洋方面实行了一系列对外羁縻对内封闭的政策。为了扩大在海外的影响。明初几位皇帝都在即位伊始。就派遣使者遍谕海外诸国。如明太祖在洪武二年（1369年）诏谕日本、占城、爪哇、西洋诸国后不久,二月又遣吴用、颜宗鲁、杨载等使占城、爪哇、日本等国。洪武三年（1370年）八月。在遣昌宗俊等招谕暹罗国的同时。亦遣使持诏往谕三佛齐、勃泥、真腊等国。赵述等使三佛齐、张敬之等使勃泥、郭征等使真腊。明成祖继位之后。同样广泛地向海外诸国派出使者。永乐元年（1403年）八月。派遣行人吕让、丘智使安南：按察副使闻良辅、行人宁善使爪哇、西洋、苏门答刺;给事中王哲、行人成务使暹罗;行人蒋宾兴、王枢使占城、真腊;行人边信、刘元使琉球;翰林待诏王延龄、行人崔彬使朝鲜。九月。遣中官马彬等使爪哇、西洋、苏门答刺诸国：十月。遣中官尹庆等使满刺加、柯枝诸国等。     

山东沿海旅游资源及开发思考

山东省沿海一带有着丰富的旅游资源,本文介绍了山东沿海一带海滩、山石、岛屿、温泉、黄河回等自然风光和名胜古迹。并对沿海旅游业的发展和旅游资源开发提出了设想和建议。     

越为音译说

越,泛称我国古代东南沿海及岭南地区之民族。《吕览·恃君》称为“百越”,高诱注曰“越有百种”,说明其分布广泛,族属庞多,是由诸多具有共同文化特征的部落发展起来的大族群。关于越人的称谓问题,即越人何以名“越”,主要有两种说法:一则认为越是“夏人苗裔”,句践是禹后夏王少康庶子无余后代,在夏时遍布于黄河流域,是夏的方国。“越即夏,一音之转,大越即大夏”,①“越族为夏民族的演称”②。进而指明越族是夏朝灭亡后夏族向南迁徙之     

日本侵华期间的兴亚院广东派遣员事务所及日伪华南海军司令甘志远

1980年6月,国民党对日特工人员何崇校先生据自己的亲历,发表了《蒋帮招降日伪华南海军司令甘志远经过》一,很有价值。但何氏与甘氏接触并不多,所以此对甘氏的此前及此后的情况并不大了解。从1941-1950年,甘氏拥有一支势力不小的海上部队,在广东以港澳为中心的沿海岛屿地区活动,从事走私、贩卖毒品及情报等活动。他以曾留学日本的无线电子电台专家的身份,一方面为日本海军效力另一方面也为国民党对日情报机构工作。     

“‘城市与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

正城市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城市的发展聚焦和折射着人类文明演进的轨迹;早期城市的形成和发展是文明化进程和国家起源的重要标志,并最终铸就了当今现代化城市的格局。为了展示上海地区的考古发现,反映上海城市发展的历史,2014年6月6日-8月31日,上海博物馆举办了"申城寻踪——上海考古大展"。为配合本次展览主题,同时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国家起源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的学术     

宁商元宁公所钩沉

<正>明清时期,苏州是东南沿海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全国各地商贾云集。商人们为了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纷纷组织起各自的行会机构。于是,会馆和公所应运而生。会馆产生的时间先于公所,多创设于明代万历和清代康熙、乾隆年间。会馆最初以同一地区的旅苏商人集结为多,不分行业,兼有"联乡语、叙乡情"作用。后来,也逐步成为商人     

辽宁沿海经济带区域旅游一体化对策研究

随着辽宁沿海经济带上升为国家战略,辽宁沿海地区的旅游业迎来了一个发展的新高峰,但是目前辽宁沿海各城市在旅游业发展上仍各自为战,缺乏合作。本文在调查分析的基础上,通过探讨辽宁沿海经济带区域旅游一体化存在的问题,提出辽宁沿海经济带区域旅游一体化的具体措施:加强合作,资源共享,实现共赢;优化交通等服务配套设施;差异化、特色化的旅游开发;整合旅游资源,设计辽宁沿海旅游线路;整体宣传,打造辽宁滨海旅游品牌。     

万国形势藏轴卷 海疆坤舆汇图说 记天津博物馆藏《沿海全图》

18世纪初,著名的“大航海时代”已过去了近200年,地理大发现的成果早已为欧洲带来了繁荣与进步。在同时期的中国,宋、元以来造船、航海领袖世界的风范却已成为明日黄花。清政府的闭关政策使中国人远离海洋,多数人对海外世界的认知仍主要来自于《山海经》。     

1986年的春天,沿着乌江行走

如今,通过西部大开发以来10余年的开发建设,乌江流域已成为贵州＂西电东送＂的重要能源基地,其＂水火互济＂的资源优势,已转化为强大的电流,源源送往省内各地和沿海发达地区。而我们25年前在《乌江行》中的采访报道、见闻记录,今天回想起来意义犹存。至少,它们是真实的历史。     

两难的抉择：晚清中英关于香港在中国沿海贸易中的地位之争

晚清时期,香港沦为英国的殖民地,与中国内地贸易的性质相应发生变化。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中英两国协议,按照条约规定,在中国沿海贸易中将香港视为外国口岸。但是由于税收利益冲突,中英双方对于香港在国内转运贸易中的地位问题存在着难以抉择的两难局面,双方都希望香港能够在不同的情况下享有外国口岸和中国口岸的双重待遇,但双方的要求又是完全对立的,由此而引发了复杂的冲突与交涉。最后,1886年中英《香港鸦片贸易协定》正式确认了香港在沿海贸易中的外国口岸地位。这一问题充分体现了英国对华经济侵略的强权性质,反映了清政府主权观念的淡薄和经济发展意识的缺乏,但清政府反对从香港的走私和绕运,也有利于保护国家税收,维持经济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