沦陷时期日军对吴江的粮食掠夺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在中国派驻作战兵员多达百万,其军粮全赖沦陷区供应,以实现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阴谋。吴江县处于太湖之滨,盛产稻米,被日伪当局划为苏浙皖28个“米粮丰沛县”之一,成为侵略的军粮之源而予取予夺。日军始而将田赋中之绝大多数充作军粮,继而低价压级强制收购稻米,最后甚至派军警宪特下乡抢粮,致使农民工人城乡百姓食不果腹,遍受饥饿之苦。“清乡”期问,日伪当局在加紧掠夺、无情榨取的同时,还实施粮食禁运和“缉私”,切断抗日部队的粮源。本综合吴江市档案馆馆藏档案及其他有关献资料撰成,以揭露日军在吴江地区掠夺米粮的罪行。     

沦陷时期的天津商会与税收征稽——以所得税、营业税为例

在商会与政府的交涉之中,税收向来为重要议题,商会的抗税与减税行动在研究中也广受关注。本文讨论的不是商会如何抗税,而是其在沦陷区的税收体系中处于何种角色。在天津沦陷后,日本占领当局及地方维持机构仍然看重商会的组织力,并企图强化之为经济控制及殖民统治服务。在税收层面,天津承继战前税制以为财政之税源根基。在战时的所得税、营业税的征稽过程中,商会在反复呈请减税、维护集体协商权、参与营业税代征等方面有突出表现。显示在商会经过改组而为亲日商人掌控的情况下,商会之自治性及权威性大为削弱,但受商人利益及会员民意之驱动,仍尝试在协征过程中寻求减负时机。     

被官方掩盖的河南大饥荒

七七事变后,华北沦陷,日军在河南境内先后发动了10多次大规模进攻。中国军队节节抵抗后退至黄河以南,豫北沦陷。日军在黄河北岸与中国军队隔河对峙。     

福州沦陷期间日军暴行

民国30年（1941年）、民国33年,福州两度沦陷。期间,日寇暴行罄竹难书,许多民众不堪忍受,纷纷出逃到内地避难。福州市第一次沦陷时人口37．66万人,有难民9．3万人,逃出5．7万人;第二次沦陷时人口25。8万人,有难民8．05万人,逃出4．87万人。     

汪伪中央青年干部学校武汉分校始末

汪伪中央青年干部学校武汉分校(下简称伪中央青干武汉分校)是沦陷时期鄂赣地区历时最久的伪干部训练机构,其毕业学员曾遍及湖北、江西沦陷区伪县政府、伪合作社及伪警保各部门(湖南沦陷区除岳阳、临湘两县外,其他各县日军始终未交汪伪政府管辖)。     

上海沦陷期间日本侨民的特权

我在日军占领上海期间,曾在日侨的大小公司、商行任翻译等职,并和日侨一起生活、居住过。日本投降后,曾任国民党第三方面军日侨管理处日文编译,和日侨也有往来。兹将所知当时上海日侨以及上海日侨组织“日本人居留民团”的种种情况写下来。     

南京沦陷后私人财产损失的典型性研究——以国民政府文官处职员损失为例

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造成了大量的人口伤亡和严重的财产损失,其中尤以南京大屠杀为甚.目前,学术界关于抗战损失的研究歧见不一,且对南京沦陷后的抗战损失研究较少.本文试图利用统计学工具,选择国民政府文官处职员私人财产损失数据作为典型性研究,进一步揭示侵华日军在南京所犯下的暴行.     

东北沦陷时期的鄂伦春人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对世代居住在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实施残酷的殖民统治,致使少数民族生存状态步入绝境,人口锐减。被称为“栖林人”的鄂伦春人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灾难。     

日本占领华中初期的基层控制模式——以太仓县为中心（1937—1940）

1937年底至1940年初,日军攻陷华中后,宣抚班随即开进各县实施宣抚。时宣抚班一班虽仅数人。却在日军警备队协助下,利用地方伪组织,控制着一县几十万的中国人,成为汪伪政府成立前华中沦陷区的最高统治。本以太仓县为个案,揭示华中宣抚班的具体运行机制。     

武汉沦陷时期的慰安所与杀人场

1938年10月25～27日,日本侵略军相继侵占了汉口、武昌和汉阳,并陆续在积庆里、大华饭店、生成里、联保里、斗级营与粮道街等二三十处地方设立了慰安所,分别集中了大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