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至民国南京内河水环境治理模式演变研究

清至民国,南京官绅在治水事业中的角色与作用,随着地方权力格局的转变而彰显出纷繁复杂的态势。治水模式不断变迁的背后,反映的是治水与政治局势间的转复因应关系。总体而言,国进民退是清至民国南京内河水环境治理模式的大趋势。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官督绅办,还是官督官办,政府自始至终都在背后掌控整个局势。换言之,在地方事务运转的空间中,政府的角色其实从未消失,只是强时显性存在,弱时隐而不彰。     

《退斋记》与许衡刘因的出处进退——元代儒士境遇心态之一斑

许衡和刘因是元朝前期北方两大理学名儒,但二人的关系却有些微妙。刘因有一篇文章《退斋记》,不点名地严厉批评当时政坛上的一位大人物,一些学者猜测其批评对象就是许衡,但也有人不同意这种看法。实际上,《退斋记》确系影射许衡之作。许衡在元初政坛屡出屡退,《退斋记》对他的批评有一定根据;但《退斋记》将许衡的行为指斥为“老氏之术”、“以术欺世”,则是求之过深,责之过苛,反映出刘因对许衡怀有很强的误解和成见。这种误解和成见,与刘因个人的经历、性格、思想有着密切关系,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元朝统治下汉族儒士生不逢时的悲剧命运。     

一个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策略原则:有所为有所不为———学习党的三代领导人高超的领导艺术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所为有所不为”作为一条重要的策略原则和领导艺术,被以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三代领导集体灵活运用,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做出了贡献.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国力空前强大,但也绝不能忘记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还应继续采取“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策略原则     

水乡拾零

在上海浦江及周边地区的乌镇、西塘、同里，我们深深感受到了国际大都市的现代风貌和江南古镇的宁静秀美，用相机记录下了当时一幕幕美丽的瞬间。     

唐代星变的占卜意义对宰臣政治生涯的影响

由于传统的天命观念在唐代皇帝和宰辅大臣的思想意识中仍然起着作用,所以不论是“荧惑犯上相”还是日食的发生以及流星的出现,它们都具有预测宰辅大臣政治命运的特殊功能。于是,星变的发生就与唐代大臣的乞退行为形成了一定的因果关系;与两汉相比,唐代对于星变的认识有较大提高。但唐代社会中仍盛行着较为浓厚的星占风气。     

从我的家乡看办社

炎黄春秋2004年第4期一、农民是这样“自愿”入社的1954年的上半年,我在河北省唐县中学读初三。在课堂上政治课里讲到了农业合作化的优越性,诸如便于推广应用新技术、便于使用农业机械、可以进行较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等等。我听着课,觉得很在理。同时,脑子里想起了我们村里的     

“退”的产权意义——再论浙南山区“退契”的性质

“退契”广泛使用于亲邻和非亲邻间的山产、田面或租佃、会股等交易,将其定义为田面权或“残缺产权”之转让是不准确的。回到山区开发的历史进程,“退”字包含了对山场原始产权共有的记忆和实践,交易对象之间属于同族或同会的社会关系只是其表征,在本质上它强调的是他们在族产或会产上（曾经）的共有关系。传统时期由契约构建的产权秩序中,产权和交易的正当性并不以所谓“完整产权”为前提,每一次交易都构成下一次交易的产权“来历”,也即它的合法性。“退”定义了这个流动的序列中一种回归的步骤和意义。     

坚持"有退有进"是搞好国有企业的关键

坚持“有退有进,有所为有所不为”是搞好国有企业的关键环节,而把握好“进退”的领域和方式是这一改革成功的保证。     

小谈“国进民退”

近年来，随着国企兼并、重组民企个案的频发，“国进民退”逐渐成为社会各界讨论的热点。作为对这一现象的回应，本文从“国进民退”的定义出发，揭示这一现象的成因，并进一步思考如何合理去评价这一现象，认为“国进民退”本身并无绝对的褒贬之义，而如何更好地协调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的关系，实现两者的有效握手，进一步实现经济社会的良性运行。这才是回归我们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     

琥珀的认识与保护

本文概括了琥珀的性质、退质机理、形成及地理分布等方面情况,并结合相关文献对琥珀的保护问题进行了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