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宁波市马岭山古代墓葬与窑址的发掘

2002年4～5月,在宁波市鄞州区姜山镇马岭山一带清理了汉、唐时期墓葬31座,汉、宋时期窑址4座。墓葬包括土坑墓、砖木结构墓、砖室墓等,规模不大,但形制变化清楚。出土有陶器、釉陶器、原始瓷器、铁器、铜器、玉石器等共140余件,还有大量铜钱。此次发掘对研究宁波古代历史具有重要价值。     

杨光先与清初"历案"的再评价

康熙初年,杨光先和传教士汤若望间发生的历法之争,杨光先被视做守旧士大夫的典型,几成史界共识,这种评价有失公允。其实,清初“历案”是明末清初中国以儒学为主的传统化与西方基督教化冲突的继续。杨氏这一做法的本质,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愚顽守旧和盲目排外,而应看做是中国有识之士对西方早期殖民活动中的宗教、化侵略的抵制与反抗。     

学术调融与晚清礼学的思想活力

关于清代礼学,现有研究偏重于乾嘉之际汉、宋对峙的背景下,一些汉学家"以礼代理"的倾向及其考礼成就和议礼主张。而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嘉道以降,一些调和汉、宋的学者也考礼、议礼和释礼,推动了礼学进一步发展。比如,阮元等人彰显礼学的社会性;郭嵩焘阐发"缘情制礼"的思想;曾国藩、俞樾注重礼学的经世价值。风气所及,一些礼学家发扬儒家"因时制礼"的思想,关注礼俗改良。他们批评压迫女性的礼教,主张简化婚、丧、葬、祭的礼仪,甚至像孙诒让那样,以《周礼》为依据,提出全面改革礼制的措施。在晚清汉、宋调和的潮流中,礼学也呈现出鲜明的思想活力。     

“三色徽之争”与大革命中的女性

1793年的"三色徽之争"是法国大革命时期性别政治的转折点。该事件源于市场妇女对限价政策的不满,经济利益的矛盾导致了女性革命阵营的分裂。双方冲突通过三色徽佩戴问题表现出来,随即引发了对女性政治权利的争论。性别角色的混乱被视为政治失序的根源,这类话语在卢梭等启蒙哲人的思想中找到了依据。在革命政治危机的推动下,性别政治成为主导话语。女性俱乐部被关闭,妇女退出公共政治舞台,该事件的影响一直持续到19世纪。     

大业七年隋炀帝废大兴城佛寺研究

据统计,大业七年(611年)隋炀帝废弃了大兴城中22-39所佛寺。炀帝之所以废弃如此之多的佛寺,并非如日本学者中村元等人所说是为远征高丽战斗力的需求,而是与炀帝一贯所持有的宗教政策有关,是皇权与佛教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炀帝虽在很多场合都表现出对佛教的尊崇与优容,但在礼敬问题上却又表现出与其他帝王相比少有的固执与坚持——主张僧尼必须致敬王者,而当其主张得不到僧尼响应的时候,他必然会利用皇权给佛教以无情的打击。     

三公制度形成原因考

三公制度是我国古代重要的政治制度。三公学说始于春秋战国时期,后代学者将秦代与汉初中央的三位高官——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也泛称为三公,但其时这所谓的三公不管地位还是权力都是不相等的,尤以丞相职权为重,直到绥和元年成帝采纳廷尉何武的建议设三公,并"正三公分职",三公制度才成为继丞相制度之后重要宰辅制度。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西汉末年三公制度的形成呢?本文将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探讨:君权与相权间的矛盾、政治儒学化的泛滥以及当时社会形势发展的需要。     

再谈“问题与主义”之争

92年前的一场“问题与主义”之争,引发了一场的广泛讨论。但由于历史和政治的原因,大家的看法相去甚远,评价褒贬不一。本文通过第三只眼来分析这个事件发生的背景和根本原因,阐释具体的论战,以及事件的性质和意义,从而试图还原历史的原貌。     

复杂语境中的德国“历史学家之争”

1986—1987年,联邦德国就纳粹大屠杀在世界历史上是否独一无二以及如何对待纳粹历史等问题,发生了著名的"历史学家之争"。这一争论的爆发和推进是联邦德国历史学学科内外复杂语境作用的结果。其主要的影响因素包括:第一,联邦德国当时的政治氛围和围绕新的历史政策展开的讨论;第二,历史学内部的分裂和不同学术流派之间的竞争;第三,占据主导地位的一代历史学家在学科和职业的自我认知上的共性与分歧;第四,大众新闻媒体作为活跃的争论平台的介入。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争论的中心议题、发展轨迹、阵营形成和论战氛围。在这场争论中,历史学家的个体性与职业性、历史学的科学性与社会性、史学争论的学术性与策略性构成了一个紧密交织的整体。     

议兵之争所见唐宪宗朝藩镇政策的形成北大核心CSSCI

宪宗元和年间,议兵的意义在于君臣之间不断形塑的政治共识。宪宗主张以最直观的战争形式征讨逆地藩镇,而何时开启用兵、如何选择用兵的对象,以及以怎样的形式罢兵,能最大程度地维系君主的权威与恩信,是百僚应对藩镇问题的要义,由此政治招抚方式得以应用。在经历成德议兵与魏博归朝事件后,宪宗用兵淮西不仅显示朝廷以武力削藩的决心,也向朝中百僚宣示了皇权决策的加强。     

砥砺学术,清芬世守:“嘉兴二石”书问刍议

钱泰吉与其堂兄钱仪吉均为清嘉道以降嘉兴地区较为突出的文人士大夫代表,因字号中皆有"石"字,而并称"嘉兴二石"。历来对二人的研究多集中于各自的诗文创作及藏书等领域,而对于兄弟之间频繁书问往来这一现象,鲜有问津者。今查考二人现存往返之书信,其内容博涉修身、理家、治学等诸多方面:如详述生活琐事以申发昆仲情谊,通过著述讹误的纠谬与学术观点的论评以砥砺学问,并由此展开对家族文集整理的探讨以达到世守清芬的家学宗奉。透过这些材料,可以明晰钱氏家学渊源之所在,同时有助于今人全面客观地评价"嘉兴二石"之学术成就,更为反观当时浙江地区世家阶层的家学风气提供了新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