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诚斋诗学与唐宋诗之争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诗歌创作甚丰而风格别树一帜,他受到同代人赏识,却不见重於元明两代,到清代更是屡受恶评。在当时诗学的唐宋诗之争中,诚斋诗往往不容於双方。直至清末,才受到同光诗人的推尊。本文通过梳理清代诚斋诗在唐宋诗之争中的各期发展,最後聚焦到同光诗人的诚斋诗观,指出夏敬观是清代第一个全面肯定诚斋诗的学者,杨万里的诗史地位最终因同光派而得以确立。     

问题与主义之争

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荡,中国人民有了新的觉醒,特别是一批先进知识分子以救国救民、改造社会为己任,不断探求改造中国社会的新方案。在这一过程中,各种新思潮纷纷涌现、竞相斗胜。但与此同时,新文化运动的阵营也逐渐发生分化,出现了以     

略论汉代经学的发展阶段与内在理数

经学在中国传统学术中居于核心地位,汉代则是经学发展的极盛时期。在汉代,经学发展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而汉代经学出现上述阶段性特征的原因有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性需求,儒家社会理想与学术理想的矛盾以及儒经的语言文字特点等。今、古文经最后合流,也是由其自身的内在理数决定的。     

清代唐宋诗之争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这片土地上,曾经产生过绚丽多彩的文化。她是一个诗的国度。早在春秋时代,就出现了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此后二三千年以来,从古典诗歌到现代新诗,生生不息,绵延不断,放射出灿烂的光辉。提到古代诗歌,我们最先想到的总会是唐宋。唐诗是我国诗歌发展的最高成就,它继承了魏晋以来的诗歌精华,而且由于唐代开放的风气,清明的政治以及统治者的推崇,使唐代诗歌有了长足的发展,而且唐代的诗人多数喜欢漫游,如李白、杜甫都游遍了大半个中国,使得诗人的眼界开阔,诗歌题材广泛,联想丰富。唐代诗歌是我国古代诗歌的集大成者,达到了后人难以企及的地位,是我国诗歌史上的最高峰。在我国诗歌史上,宋代虽然盛行词体,但诗体并没有因为朝代的变迁而消迹,宋诗是继唐诗之后的又一个诗歌高潮。与唐诗比较,宋代大量诗歌更深刻地反映了宋时期的政治、社会状况。三百多年的南北两宋,因为其政局不稳,社会动荡,导致人们不能够安居乐业,宋代的诗人自然也就多了忧国、忧民的感份隋怀。唐宋诗歌各具特色,对后市的影响更为显著。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人们审美意识的转变使得人们对唐宋诗之高下优劣的争论愈演愈烈,于是,在明清时期便出现了中国诗歌史上一大争论热点——唐宋诗之争。     

府院之争与1918年西北鼠疫防控

学界对北洋政府在1917—1918年鼠疫防控中的制度建设和山西阎锡山高效防疫动员给予很高评价。但由于对北洋政府应对疫情政治背景和实践逻辑缺乏整体把握,依然解释不清为何这次鼠疫最终仍演变成一场全国性重大疫情。实则,根本原因在于府院之争搅乱了防疫布局。丰镇骚动爆发后,丰镇防疫由何守仁负责,而伍连德则从丰镇调往绥远。但因伍连德并未接受这个安排,北洋政府又不得不增派全绍清到绥远防疫。直到2月中旬全绍清抵达绥远,北洋政府才开始从源头实施疫情防控。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府院之争与西北鼠疫防控之间的复杂关系。     

朱锡庚治学转变及其与章学诚、阮元的学术交往

身为乾隆时期朴学领袖朱筠之子,朱锡庚未能世其家学并弘扬考据之风,反而在与章学诚、阮元等著名学者的交往中,开始检讨汉宋之学,治学路径逐渐从训诂考据走向了义理追求,提出了"礼外无理"的主张,反映了嘉道时期学术思想的新动向。     

“迁省之争”与民元广西政局

民国元年,"省会迁移"成为广西军政各界争论的核心问题。以革命党人为主的"迁省派"倡导将省会从桂林迁至南宁,以立宪派为主的"反对派"坚持仍以桂林为省会。在陆荣廷的支持和袁世凯的默许下,"迁省派"最终取得了胜利,南宁取代桂林成为广西新的省会。"迁省之争"既彰显了民元广西的党争以及立宪派与革命派势力的消长,也反映了袁世凯政府对广西军阀势力的弱势统治。都督陆荣廷选择与"迁省派"结合,是基于稳定在广西军政统治的考虑。袁世凯政府对"迁省派"的态度从反对转向支持,则是对于平息广西政争、稳固西南边防以及陆荣廷军政实力的综合权衡。同时,"迁省南宁"的结局也推动了近代广西区域民族关系的变动。     

浅析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意识形态层面的劣势

中国国民党从1924年改组到1949年从大陆败退的20多年时间里,在与中共的竞争过程中,其意识形态层面始终处于一种劣势。这种劣势有其特定的成因,主要是三民主义意识形态本身的缺陷、1927年的清党反共、国民党执掌政权后的社会条件和自身实力的限制以及蒋介石的军事统治思想等因素,这种劣势的表现及其特点,主要是形式化、肤泛化,缺少学理支撑;口号与时代脱节以及由于党内派系造成的分裂和破碎。这种意识形态层面的劣势直接导致国民党组织内聚功能、社会动员能力、实施有效社会控制能力的弱势,这样一个弱势的独裁政党在面对一个具有高度社会动员能力和组织内聚功能的中国共产党的竞争,其胜负是不言自明的。     

清代中叶的汉宋之争与桐城派——以清国史馆《儒林传》初稿为中心

汉宋之争是清学史上的重要问题,嘉庆中叶编纂的清国史馆<儒林传>初稿,比较集中地反映了这一时期汉宋学术争论的实况.主张汉学的史稿编修者,效仿<明史>中只设儒林传,不为道学家立专传的体例,在具体编修中将主张宋学的桐城学者列入较为时人所轻视的<文苑传>中,以达到扬汉抑宋、为汉学争取儒学正统的目的,以致时至今日,桐城派依然被主要视为一个文学流派,桐城学者也主要被看做是文学家,他们在古文、辞章之外的其他成就,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不读汉宋书，也争汉宋学：清代汉宋之争“风气”的形成

清代知识界大致可分为“读书人”和“学人”两类人。所谓的汉宋之争不仅是少数专业“学人”探讨的高深的学术问题,同时也是大量一般“读书人”广泛参与的热门话题。大量“读书人”的不断卷入又使得汉宋的争辩成了一时流行的风气。这些“读书人”往往是通过科举考试来接触与表现他们的“汉学”与“宋学”。他们拥有各自不同的科举经历,渐致他们对“汉学”或“宋学”形成各种不同的态度,既而卷入汉宋的争论中,在不自觉间即成为这股争论风气的推动者。这一层面的汉宋之争大体上是一个社会史的问题,同儒学内部的各种理论层次并无太大的关系,因而很少受到既有研究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