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治贪

雍正的父亲康熙大帝是康乾盛世的开创者,无论文治还是武功都非常杰出。但是,康熙在统治后期,有一种功成名就的满足感,加之因储位问题耗费了大量精力,逐步倦于政务,思想日趋保守。康熙五十年（1711年）三月,他说：“今天下太平无事,以不生事为贵。兴一利,即生一弊。古人云多事不如少事,职此意也。”在这种维持现状的思想指导下,文过饰非,导致社会矛盾越积越多,一些社会弊端越来越严重。除了储位和朋党之争外,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官员贪墨,贿赂公行,国库空虚百姓不堪重负,已经危及到清王朝的长治久安。     

汉宋间敦煌家族史研究回顾与述评(中)

汉宋之间的敦煌是个典型的家族社会,伴随着汉族家族的发展,少数民族家族也在崛起,共同生活在敦煌的历史舞台上,对中古时期的敦煌及河西地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由于敦煌独特的地域因素,其家族社会较中原内地更具有代表性,延续的时间比较长;也由于敦煌出土了大量的珍贵资料,在探讨中古时期某一地区家族史时更具有典型意义。因此,国内外学术界对敦煌家族史关注甚多,研究成果宏富。本文对汉宋间敦煌家族史的研究状况进行系统回顾,兼作评议,以推动本课题研究的深入。     

简论中东路事件中“两个口号之争”

1929年7月10日,东北当局悍然以武装抢占中东路,封闭苏联驻哈尔滨的机关,并陈兵中苏边境,挑起了震惊中外的中东路事件。在中东路事件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连续发出"反对进攻苏联"、"拥护苏联"、"武装保卫苏联"等口号,并依照上述精神制定了相关方针政策。"左"倾中央的这些行动引起了陈独秀的注意,他以一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的立场,发现了中东路事件的症结所在,提出了与当时中央不同但却是符合中国革命利益和中华民族利益的策略口号。结果,引起了陈独秀与当时的中央在中东路事件上的争论。     

从道德批评到历史认识——宋至清关于三国正统书写者的评论转向

自西晋陈寿作《三国志》以魏为居正,孰为三国正统,历代争执不休。元明之际《三国演义》出,尊刘反曹之正统观深入人心,方为《三国志》以来的三国正统之争划上句号。《三国志》以降,三国正统说虽众,但“皆自善其所见”。惟宋明以来“尊蜀”论者往往对陈寿、司马光为代表的“尊魏”书写者加以道德谴责,斥责他们妄肆私意,崇伪黜真。清代虽延续前代三国正统论中道德批判的余绪,但学术界主流意见却更多地秉持“设身处地”的立场,将三国正统论者置于其身处的历史图景中加以分析。这样一种转变在思想史上的背景是宋明之学与清学的分野,前者高举纲常伦理旗帜,论事论人论史皆以道德裁判,以伦理为标准。后者以平恕为立场,强调“以我之情絜人之情”,为古人设身而处地,从而标志着史学思想、史学认识的深化和成熟。从全球史的背景上观看,这样一种转变又与18世纪以降西方史学思潮从道德批评转向历史主义的动向不谋而合,这种东西方史学思潮的共趋性为史学理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颇有意思的论题。     

阴险善断的王皇后

<正>中国的皇帝不少,但有作为的实在不多。在这为数不多的有作为的皇帝里,汉武帝算是出类拔萃的一个。汉武帝能登上皇帝的宝座,在很大程度上靠了他母亲阴险善断。倘若     

论人权保障与死刑存废

死刑是一种非常残酷的刑罚,它直接剥夺人的生命。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人权保障的意识越来越高,人权中最重要的生命权,也必须得到应用的尊重。本文从人权保障与死刑存废的角度出发,简单探讨分析二者的关联与矛盾,阐述一下作者的见解。     

论十九世纪上半期理学在知识界的状况

本文在大力发掘理学书籍出版、销售等资料的基础上,选取适当历史时段,对不同时期理学书籍的出版状况做数据统计,并从学者的意见与观感、国家政策的调整与实施以及理学书籍的刊刻与撰述等三个层面,考察理学在十九世纪上半期知识界的状况。认为:嘉庆朝前期理学处于衰微至极的尴尬境地,这种状态引起少数有识之士的忧虑和关注,因而出现各种倡导理学的意见;嘉庆十八年发生的天理教事件,不但导致清廷在文化政策方面作出重大调整,也使得民间那些倡导理学的意见成为官方政策和行为;在朝野的共同努力下,理学在嘉庆朝后期尤其是道光朝逐渐恢复生机,并在理学书籍的刊刻与撰述层面有明确体现。道咸以降理学的兴起,正是这一趋势持续发展的结果。     

略论清末民初广西迁省问题

清末民初,围绕着广西省会驻桂林还是驻南宁而引出的迁省问题,广西各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兴起了广西历史上著名的迁省之争。迁省是军事、经济、政治等多方因素促成的结果。以辛亥广西独立为界,前期讨论迁省多是从地域角度来衡量广西省会驻地。辛亥革命广西独立后,迁省赋予了浓厚的政治色彩,反应更多的是广西各派政治势力的较量。     

再思“古今中西之争”

甘阳的《古今中西之争》代表了改革开放初期对文化问题的深刻思考。文化的复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可以说是在面对新问题时迈出的崭新一步,也可以说是深化改革开放进程的老一步。因此,我们有必要回顾当年文化问题大讨论当中的不彻底之处,重新认识甘阳这篇文章的意义。     

浙粤学人与汉宋兼采——朱一新《无邪堂答问》论学旨趣解析

沟通汉宋以达学问胜境乃有清一代直至民国时期学界前贤一直努力的志业,因各家学力深浅与贯通程度不一,其眼中的汉宋实有不同,故兼呆汉宋的做法往往各异。认识各家的异同高下,须在其所持言论之外,探求其入在兼采汉宋时取径与办法的不同。晚清学入治学,沟通汉宋蔚为风气,尤以江浙、广东为盛,后者颇渊源于前者,而又自具特色。晚清名儒朱一新,学出浙江诂经精舍,主讲于广东端溪、广雅等书院,与浙、粤两大学术圈关系极深,其学问交往,可资认识浙粤学人兼采汉宋的异同。朱氏治学路向以回复不分汉宋为高明,同时代的学人不加辨析,多把他看作广东陈澧一派,未必符合朱一新的自许。后人受此观点影响,所写学术史,难免偏差。以朱一新的言论为据,探寻其论学的语境与针对的事实,接近其论学的旨趣与本意,可以显现朱一新对于浙粤学术的认同或疏离,进而借此展现浙粤学人汉宋见解的同异与处理汉宋办法的高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