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国酒茅台 读文史天地 游贵州

玉龙金盆位于贵州省开阳县禾丰乡马头土司古寨前,是开阳十里画廊的主要景观之一。马头土司古寨距今已有700余年的历史,唐宋时期属蛮州宋氏土司辖地。是一个以布依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聚居地,至今保存着明清时期的乡村建筑,是一个以水东土司文化为主要特征的地方。     

走古丈 访芙蓉 探寻边城别致生活

<正>说起湘西,相信很多人第一反应便是联想起芙蓉镇和凤凰县,前者因为谢晋的电影而得名,后者因为沈从文的小说而走红。当朋友邀请我去湘西游玩时,我第一反应就是把电影拷进手机,把小说塞进背包:在游玩湘西时随时让我的视角和大师们的做对比。     

杨氏墓群：见证一个土司王朝的兴亡

杨氏墓群为我们揭开了播州神秘的历史面纱,演绎了一个独霸一方疆土、历经5个朝代、统治长达700多年的土司王朝的辉煌与传奇。位于历史文化名城遵义市汇川区以北15公里的高坪镇,倚娄山关而置,彰显出坚毅豪迈之气。高坪镇山水秀美,历史文化悠久,在黔北众多且丰厚的历史文化遗存中,分布在高坪珍珠山北麓地瓜堡的杨氏墓群尤为突出、最为典型。我曾两次因公干前往遵义汇川,怀着对逝去历史的仰敬登上地瓜堡的杨氏墓群,每次心情都极为复杂,难以平静。杨氏墓群以其独有的文物价值,记录了这片古老土地上曾经的战乱和腥风血雨,记录了历史上一个家族的兴衰与灭亡。     

第一届中国土司制度与民族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与吉首大学联合主办,吉首大学与中共永顺县委县人民政府承办的第一届中国土司制度与民族文化学术研讨会于2011年8月20-23日在湖南古首大学和永顺县举行,来自海内外40多家学术机构的150余位学者参加了会议。现将会议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敦煌石窟中的于阗守护神图像研究

在张氏、曹氏归义军时期的敦煌石窟中榜题为"守护于阗国"的八位神祇以一种固定的配置方式出现在前室的盝顶甬道两披,并且其样式在长达八十余年的时间段中基本保持不变。八位守护神按照样式可以分为天王形、力士形、以及女性神三类。通过与长安、西域等地图像的比对可以发现:以毗沙门天王为代表的天王形守护神与开元、天宝年间的天王造像非常接近;力士形守护神、女性守护神的身上则杂糅了多地、多种的图像因素,显示出他们在形成过程中对于多种文化要素的借鉴。在他们身上呈现出的汉化倾向,可能与初盛唐时期中原王朝在于阗的经营有关,这一时期汉地文化、佛教被于阗人了解、认知,从而以汉地的造像样式为蓝本创造属于自己的守护神。此类图像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于阗"俗喜鬼神而好佛"的习俗,另一方面则是《牛角山授记》、《于阗教法史》等经典中记载的佛法衰微,是一种护国、护法思想的产物。这或与吐蕃占领于阗前,于阗乃至西域的社会动荡密切相关。     

西宁办事大臣与雍乾时期青海多民族区域管理制度之形成

以西宁为政治中心的青海地区,经历了长久的历史进程,在清代雍正、乾隆年间形成清晰的行政区域。雍正朝在当时中央专管蒙藏民族事务的理藩院下特设西宁办事大臣,施政于人文环境高度多元的青海社会。蒙古专有的盟旗制,安多藏族特有的土司制,汉回各族在中原管理模式下的府县制,成为青海多元管理机制中最主要的三大体系,是近现代青海行政格局的历史基础。没有西宁办事大臣在青海的使命,就没有现代的青海行政疆域。     

上思州“改流复土说”质疑

《明史·广西土司传》关于上思州＂仍以土官袭＂的记载是错误的,并且误导了后来的研究者,以致形成了上思州＂改流复土说＂。然而,通过对明代典籍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上思州虽在改流后历经多次＂复土＂之争,但从未成功过;《明史稿》编纂者王鸿绪实际上是上思州＂改流复土说＂的始作俑者,但毛奇龄对张嵿奏言的表述对王鸿绪有所误导,而且这些关键性的奏言并不见诸于明代历史典籍,因此他要为该错误负一定责任。     

云南土司制度研究30年

改革开放以来云南土司制度问题区域研究产生了大量研究成果。其研究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或注重史料的整理,或注重土司制度的定位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研究,或关注某个民族的深入研究,或侧重研究具体地点和典型人物,或加强某个民族的文化研究。当然,研究过程中也存在土司制度泛化、研究方法不新颖、研究成果不平衡、研究重点不突出,以及对土司文化不重视等明显不足。     

乡土文化下发光的金子——民和垣坡眉户折子戏

距离民和县城25公里处的垣坡村,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渊源古老而又神奇的村落。从近处说起,这里居住着民和七大土司之一的李土司后裔,这里有古朴的土司文化典故（如过去交纳皇粮时,用手捧一捧就可以了的说法）,还有好多相关生动活泼的民间故事;     

第三届“汉化·胡化·洋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2年12月6至7日,由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香港中国近代史学会、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台湾中正大学历史系联合主办的第三届“汉化·胡化·洋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香港浸会大学逸夫校园举行。会议邀请了来自中国大陆、台湾地区、香港、澳门以及韩国的56名学者,提交学术论文48篇,就中国历史上的“汉化、胡化、洋化”问题进行深入的研讨和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