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漆器的剖析

通过制备并分析一系列模拟漆膜样品。建立了有助于鉴定汉代漆器成分的剖析方法。经裂解气相色谱、差热分析、色谱一红外联用等现代分析技术对出土的汉代漆器残片样品的综合分析,证实在西汉漆器制造中已使用桐油或其它的添加剂,并依据剖析的结果,对某些汉代漆器的原材料差异作了初步探讨。     

汉代复色低温铅釉陶器初探

复色釉陶是汉代低温铅釉陶中的一个特殊品种,其施釉烧制工艺系在普通单色釉陶的基础上,于一件器物上施加两种及以上釉料,以低温一次入窑烧制而成,呈现出绚丽的艺术效果,达到了汉代釉陶的高峰。此类釉陶主要分布于宝鸡、济源和延安及其周边地区;最早出现于西汉中晚期,流行于西汉晚期至东汉初期。就施釉工艺而言,其多色施釉技术与北魏时期的二色釉陶一脉相承,并在北齐时期与新出现的"瓷胎铅釉陶"二次烧制技术相结合,形成了北齐特有的多色瓷胎铅釉陶器,为后来唐三彩的出现奠定了技术基础。     

汉画像“捞鼎”图的流传与嬗变

"泗水捞鼎"图是画像石(砖)中较为典型的汉画图案,集中出土于山东、江苏、河南、四川四省。不同地区的图案组合有同有异,根据图案组合和组合的变化情况,可以初步得出该图案流传路线依次为山东、江苏、河南、四川。到了四川后,捞鼎图像进入转变发展期,这里也是捞鼎画像最晚消失的地区,其图像结构的变化与移民的迁入以及当地葬俗等文化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     

汉苍梧郡治再考

汉代苍梧郡暨广信县治所向来有"广西梧州说"、"广东封开说"两种观点。"广西梧州说"具有充足的文献及考古学依据,而"广东封开说"所举之汉宋间文献资料以及利羊墩遗址、马王堆"地形图"等考古材料均为误用,不足为据。故应以"广西梧州说"为准。     

重庆市江北区四马溪遗址汉墓发掘简报

2011年11月~2012年3月,考古工作者对重庆市江北区鱼嘴镇楼房村四马溪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其中共发掘西汉早期至东汉初期土坑墓6座,出土了一批陶器、铁器、铜器等,丰富了重庆主城区汉墓考古材料,为深入研究重庆主城区两汉时期社会、经济、文化以及丧葬习俗等,提供了珍贵资料。     

谦谦风范——李衎《修篁树石图》赏鉴

<正>元代,画竹之盛为前代所无,画竹风格也五彩纷呈,但画竹的大类中也有许多细微的讲究。比如有专画双勾竹,青绿设色,细笔渲染;也有专画水墨竹,"大笔儒染何淋漓",是写意墨戏的风度。李衎(1244~1320年)则为水墨竹之泰斗,挥洒自如,风度翩翩,足以让后人叹服。李衎,字仲宾,号息斋道人,燕(今北京)人,早年在太常寺充当小吏,后累官至集贤大学士、荣禄大夫,晚年以疾辞官告归,定居扬州,死后封为"蓟     

云间往哲 南京博物院藏徐璋《松江邦彦画像册》特展综述

2014年12月,南京博物院历代绘画陈列馆推出新的专题陈列展览:"云间往哲——南京博物院藏徐璋《松江邦彦画像册》特展"。此展览是继1937年7月于江湾上海市博物馆举办的"上海文献展览会"展览后又一次推出的重要的专题展览,将原藏于上海松江博物馆的徐璋《松江邦彦画像册》一齐集中展示出来,     

追寻一幅画背后的故事

在遵义会议纪念馆的苏维埃银行旧址陈列室中,挂着一幅国画,画的是1935年初红军长征到遵义时,中华苏维埃银行行长毛泽民与我祖父刘伯庄亲切交谈的情景。这幅画对我们这些伯庄公的子孙以巨大的鼓舞。为了追寻这幅画背后的故事,寻找权威的记录,多年来我四处寻觅,终于有了较大的收获。首先在《中共遵义市历史大事记》中看到了有关记载,该书第6页上叙述了     

鄂尔多斯汉代城址浅析

鄂尔多斯地区在旧石器时代就有人类生存繁衍,进入秦代,秦始皇派大将蒙恬北逐匈奴,修长城、通直道.到了汉代,卫青大败匈奴的“河南战役”、“昭君出塞”等历史事件都发生在此,伴随着西汉王朝的移民农垦政策,大举在鄂尔多斯地区建城设县,形成了中原王朝对鄂尔多斯的第一次大开发浪潮.本文通过考古资料与文献的相互印证,分析汉代城址的分布、城址与长城、城址与秦直道、城址与昭君出塞的关系,进而透视汉代鄂尔多斯地区的大开发与大繁荣.     

敦煌石窟最早观音经变考

观音菩萨,因《妙法莲华经》的流传而深入人心,北凉时《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从《法华经》中被抽出来别行,成为《观音经》.敦煌石窟中保存有大量依据《普门品》或《观音经》绘制的经变画,莫高窟第217窟东壁的经变画就是其一.文章首先对此铺经变画的内容进行考释,认为其是目前敦煌石窟中最早的观音经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