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南湖东汉墓清理简报

2000年9月,敦煌市博物馆为配合阳关旅游景点开发基本建设工程,对所建阳关军事博物馆涉及的南湖乡墩墩山北侧戈壁进行了调查勘探,并抢救发掘了一座东汉墓葬。这次清理的墓葬处于西南高、东北低的戈壁滩上,东距野麻湾北部水渠1700米,南距墩墩山汉代烽燧800米,北到乡办林场南部边缘300米(见图1)。现将墓葬简报如下：     

敦煌悬泉置出土《里程简》考

1987年物普查时,敦煌市博物馆在敦煌市与安西县之间,现敦煌市甜水井道班南侧,三危山的北麓。发现了一处重要的汉代驿置遗址,甘肃省物考古研究所在1990一1992年间对这里的汉代悬泉置遗址进行了科学的发掘,这次发掘布方严谨,在发掘中严格地根据自然堆积层进行分层采集,确保其相对年代的可信性。     

庄浪出土汉代铜环权实测对比初探

汉代度量衡是在继承秦代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无论在标准的建立,单位制的制定,还是在器具的制造等方面都取得很高的成就,为我国古代度量衡奠定了基础。汉兴以来,刘邦即令张苍根据秦制“定度量衡程式”使汉代度量衡很快地建立起来。     

四川汉代画像与汉代信仰民俗

“民俗是一个民族或社会群体在长期的共同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并世代相传的一种较为稳定的化事象(即事物和现象),是区别该民族与他民族、这个社会群体与那个社会群体的重要依据之一。”民俗根据不同标准可分为不同种类,我国学把一般的民俗分为经济民俗、社会民俗、游艺民俗和信仰民俗四类。信仰民俗就是人们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对某种观念、意识、主张的极度信服与尊重,并以此作为自己思维和行为的准则”的习俗,即对某种“事象”的崇拜习俗。民俗具有传承性,同时又有变异姓,信仰民俗也不例外。但无论其怎样变化,都会留下一些痕迹,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考     

匈奴单于号研究

匈奴政体的单于号,是匈奴政治制度的一部分,源于草原政治文化的古老传统。匈奴单于历来都有单于号,这个单于号绝不是单于本人担任单于之前的名字,而是在登上单于位之后获得的专有名号。《史记》、《汉书》中关于虚闾权渠单于之前的历任单于,所记录的都是单于号而不是名字。长期以来把头曼、冒顿等等当作名字,实是一种误会。西汉末年及新莽时期,由于匈奴国家与中原王朝之间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密切联系,造成单于名号制度发生一些形式上的变化。这些变化显然是源于中原王朝强大的政治作用与文化影响。东汉南单于号中包含血统世系的信息,很可能是学习汉朝庙号制度的结果。同时,南匈奴单于号也从就职时获得,改为死后获得。南匈奴单于号的这种重大变化,是南匈奴社会文化发生深刻变化的一个表征。     

汉代的博士与议郎

汉代博士官承秦代而设,但职掌已较秦代有所变化。即由于武帝立学,博士始获得学官称号,并正式被赋予教授太学弟子之职,亦奠定汉以后博士主要作为太学教官的职官发展趋向。其次,汉代议郎与博士性质相近,因而其亦与汉代学官制度发生联系。西汉自宣帝起,某经议郎的选立,往往成为其经正式立于博士之前的准备。至东汉,某经议郎则成为朝廷承认古文经立于学官的变通办法。由于议郎与博士在性质上如此相近,给汉代经学发展带来极大影响     

试析周代的葬玉对汉代玉衣的影响

随着汉代王侯、贵族墓的不断被发现、发掘,大批珍贵的随葬品的出土,尤其是“玉衣”的出土,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注目。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中出土了两套完整的金镂玉衣,［１］广州象岗西汉南越王墓中出土了一套完整的丝缕玉衣［２］。据不完全统计,迄今出土完...     

湖北柳树沟墓群M24出土汉代薄胎铜镜的保护修复

借助超景深视频显微镜、扫描电镜、拉曼光谱仪等现代检测分析仪器对湖北柳树沟墓群出土的一件汉代薄胎残损铜镜进行了检测分析。分析包括基体的微观腐蚀形貌、合金成分、金相组织及表面锈蚀物的物相和元素组成,从而确定了此面铜镜的腐蚀程度、材质、组织结构及表面锈蚀物类型。在此基础上,采用表面清洁、点焊粘接、补全、随色及缓蚀封护等保护修复措施恢复了铜镜的器型,展现了文物原貌。     

论两汉时期太学与辟雍、明堂的关系

太学是"礼义之宫",辟雍、明堂是行礼之所。它们之间的关系,自汉武帝设立太学以来,一直模糊难辨。本文结合文献资料和考古发现,对这个问题初步探讨,认为在西汉前中期,太学可能与辟雍逐渐分途而就于明堂处;到东汉时期,太学、辟雍、明堂已经分工明确了。三者分工明确是教育逐渐由礼制独立出来的反映,也是太学规模扩大的直接结果,但汉代太学并没有脱离礼制的窠臼,完全独立为一个纯正的知识教育机构。     

信为什么论“封”

你知道信为什么论“封”吗?据考证,汉代以前没有发明纸,那时,人们把信写在特制的木板上,这种木板一般为长条形,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