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文化的真实读本——平措扎西的《世俗西藏》

当平措扎西啦 把他的新作《世俗西藏》交给我,我告诉我准备召开研讨会的时候,我刚从内地回来,开研讨会,接受课题都是有关藏传佛教的,因此,满脑子都是有关佛教方面的东西,再加上翻译注释《宁玛派教史》的收尾工作要年底完成,所以除了《西藏学》的编务工作外,不可能再考虑任何其他事了。     

果果的陶罐

果果老人一直不太乐意接受我的采访,说以前塔巴村来过许多拍电视、拍照片的记,折腾了半天,走了,却没有给我们带来任何实际的帮助,你们也别再拍了……为了让果果不至于排斥我的采访,我和同伴爽快地按他高于市价的价格买下了两个陶罐。[编按]     

大山那边的风景——尼泊尔纪行

在纪念中国、尼泊尔建交50周年之际,2006年元旦,应尼泊尔国际网络化协会主席迪帕克先生之邀,中国西藏美术家代表团一行7人携50幅新作,取陆路由拉萨西行越过喜马拉雅山经边境重镇樟木赴尼泊尔。迪帕克先生和翻译小徐比我们早半小时抵达樟木,并为代表团订好了旅舍。我们此行多数人是首次访问尼泊尔,笔虽是第三次访尼,但坐汽车从海拔3000多米的拉萨越5000多米的喜马拉雅山口后又一路疾驰到1600米的樟木,再下到1300多米的加德满都,还是第一次,终于看到憧憬已久的大山那边的景观了,加之醉氧反应,弄得大家都兴奋不已,我和版画家罗伦张先生当晚都是吞下一片安定才最终让大脑皮层安定下来的。[编按]     

文化战及其限度

一我这篇文章其实是一篇读书札记。这并非是要炫学,而是由于我对谈论文化问题有格外的警惕与谨慎。“文化”是个过分有伸缩性的题目,从文人到人文尽在囊括之中,所以言说起来极易不着边际, 做些不可证实也不可证伪的论断,争论起来也往往驴唇不对马嘴。凭空讨论文化还有一个危险就是将极复杂的问题简单化, 并将某一种文化理想化或者——套用一句时髦词汇——“妖魔化”。尽管我们对20 世纪文化论争的空泛与武断屡有检讨,但检讨之后仍然是积习难改。当然对文化的宏观之论读来也不无启发,但说实话从上世纪10年代到80年代再到今天,这样的启发我们也受够了。所以我宁愿小心行事,小处着眼,从具体文本与具体问题入手:在这里,读书札记这种文体对于我的文化讨论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佛学文化专项基金委员会在京成立

2006年5月29日,以弘扬佛学文化、推动佛学研究、拓展慈善事业、构建和谐社会为宗旨的文化部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艺术基金会佛学文化专项基金委员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成立仪式。     

王选中国造

王选,北京大学教授。研制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引发了中国印刷业“告别铅与火”的一场技术革命,被誉为“当代毕升”。1992年,又研制成功世界首套中文彩色照排系统。先后获日内瓦国际发明展览金牌,中国专利发明金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奖,国家重大技术装备研制特等奖等众多奖项,获200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研究所所长,文字信息处理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电子出版新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北大方正集团董事、方正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科技顾问。     

冷眼热肠——记鲍正鹄先生

复旦结缘西单的一条胡同内,有一座院落,这就是高教部所在地。1967年夏天,我刚到北京不久,想拜访鲍正鹄先生,好不容易才找到这里;向传达室说明来意,便进了院门,几经打听,终于找到鲍先生。他身上穿着一     

昆曲

人类几千年文明的发展变迁不仅留存了浩如烟海的有形文化古迹、自然遗产,还流传了无数璀璨夺目的无形文化遗产,即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无形遗产都是各国民族特色的典范,也是人类文化的宝贵财富,经代代相传,虽很多已处境甚危,但仍掩不住其满园溢香。自本期起,本刊特开辟“世界遗产”专栏,用以介绍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各国著名的文化遗产特别是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的无形遗产。     

吹入浮躁股市的一丝清风——读《贤文与股市》

叶建华先生所著的《贤文与股市》独具匠心,他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资本市场知识巧妙地糅合在本书中,给人以深刻的启迪,意义很大。介绍我国传统文化的书很多,撰写现代股市的书也不少,但把两者结合起来写,可以称其为特有的、很少见的一种股市文化现象。     

邓拓的青史情结与忠诚意识

邓拓自幼浸染于儒家传统文化中,自然就把生命的超越之路定在对历史正义的追寻中,而不是定在对彼岸世界的向往中。个体如何面对青史的问题,对邓拓而言,同时也是个体如何面对自我的问题。儒家文化之外,邓拓还深受苏俄式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作为一名现代志士,他继承儒家文化关注现实人生、关注历史正义观念的同时,又扬弃了儒家文化与时代不相契合的传统意识形态内涵,而代之以马列主义。这样,他对历史正义的追求,就落实为对马列主义的忠诚。他忠诚于马列主义,往往又把革命组织、革命领袖认同为马列主义的化身、历史正义的化身,这样,当革命自上而下出现“左”的偏差、邓拓本人忠信见疑的时候,他心中便总是充满个体生命被抛出历史正义事业之外、难以实现生命超越性追求的焦虑。当他对革命自身的失误作出反思的时候,他只可能站在革命主体一员的位置上,对思想方法等问题作出反思、批评;不可能跳到党派之外质问领袖、质问意识形态的合理性。当外部环境异常残酷的时候,他只能选择以自己的尸骸去填充自我生命与历史理性之间的鸿沟,而不是去质问这种历史理性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