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周至汉代宗庙形制的转变

据考古发现,周代宗庙整体坐北向南,院落内建筑呈“品”字形分布,其中主体建筑多为前朝后寝的“凹”字形,院落南墙正中有门塾,东、西墙或留侧门。西汉至新莽时期,宗庙整体平面为四向“回”字形,院落围墙四面各辟一门,中心建筑为四堂八个共一太室,其四面各开三门,有强烈的四时、五行色彩。从宗庙乐舞、月游衣冠礼制看,西汉诸帝庙形制基本相同,且袭自秦代。秦二世元年的宗庙改革是周至汉代宗庙形制转变的节点,礼县四角坪遗址反映了秦代祠庙类礼制建筑的结构布局。秦始皇所建极庙本为明堂,二世元年将其性质改为始皇庙,其形制又被汉庙继承,遂使秦代西汉宗庙具有一种“明堂式”风格。极庙的设计当以《吕氏春秋·十二纪》为蓝本,后者吸收、整合了战国时列国的月令明堂思想。     

汉代漆器的剖析

通过制备并分析一系列模拟漆膜样品。建立了有助于鉴定汉代漆器成分的剖析方法。经裂解气相色谱、差热分析、色谱一红外联用等现代分析技术对出土的汉代漆器残片样品的综合分析,证实在西汉漆器制造中已使用桐油或其它的添加剂,并依据剖析的结果,对某些汉代漆器的原材料差异作了初步探讨。     

汉代复色低温铅釉陶器初探

复色釉陶是汉代低温铅釉陶中的一个特殊品种,其施釉烧制工艺系在普通单色釉陶的基础上,于一件器物上施加两种及以上釉料,以低温一次入窑烧制而成,呈现出绚丽的艺术效果,达到了汉代釉陶的高峰。此类釉陶主要分布于宝鸡、济源和延安及其周边地区;最早出现于西汉中晚期,流行于西汉晚期至东汉初期。就施釉工艺而言,其多色施釉技术与北魏时期的二色釉陶一脉相承,并在北齐时期与新出现的"瓷胎铅釉陶"二次烧制技术相结合,形成了北齐特有的多色瓷胎铅釉陶器,为后来唐三彩的出现奠定了技术基础。     

汉画像“捞鼎”图的流传与嬗变

"泗水捞鼎"图是画像石(砖)中较为典型的汉画图案,集中出土于山东、江苏、河南、四川四省。不同地区的图案组合有同有异,根据图案组合和组合的变化情况,可以初步得出该图案流传路线依次为山东、江苏、河南、四川。到了四川后,捞鼎图像进入转变发展期,这里也是捞鼎画像最晚消失的地区,其图像结构的变化与移民的迁入以及当地葬俗等文化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     

汉苍梧郡治再考

汉代苍梧郡暨广信县治所向来有"广西梧州说"、"广东封开说"两种观点。"广西梧州说"具有充足的文献及考古学依据,而"广东封开说"所举之汉宋间文献资料以及利羊墩遗址、马王堆"地形图"等考古材料均为误用,不足为据。故应以"广西梧州说"为准。     

重庆市江北区四马溪遗址汉墓发掘简报

2011年11月~2012年3月,考古工作者对重庆市江北区鱼嘴镇楼房村四马溪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其中共发掘西汉早期至东汉初期土坑墓6座,出土了一批陶器、铁器、铜器等,丰富了重庆主城区汉墓考古材料,为深入研究重庆主城区两汉时期社会、经济、文化以及丧葬习俗等,提供了珍贵资料。     

鄂尔多斯汉代城址浅析

鄂尔多斯地区在旧石器时代就有人类生存繁衍,进入秦代,秦始皇派大将蒙恬北逐匈奴,修长城、通直道.到了汉代,卫青大败匈奴的“河南战役”、“昭君出塞”等历史事件都发生在此,伴随着西汉王朝的移民农垦政策,大举在鄂尔多斯地区建城设县,形成了中原王朝对鄂尔多斯的第一次大开发浪潮.本文通过考古资料与文献的相互印证,分析汉代城址的分布、城址与长城、城址与秦直道、城址与昭君出塞的关系,进而透视汉代鄂尔多斯地区的大开发与大繁荣.     

汉代建筑上的屋脊装饰

汉代建筑特别注重屋顶上的装饰,特别是建筑的屋脊。汉代建筑上的屋脊出现了正脊凤鸟、三角形火焰珠;在"反宇"屋面出现了鸱尾;垂脊上有了起翘装饰。汉代屋脊上的装饰除了美化建筑之外,还有着吉祥的象征意义。     

江苏淮安王庄村汉墓群发掘简报

2013年淮安市博物馆发掘淮安王庄村汉墓群,共清理汉墓97座。墓葬形制多样,排列有序,共同位于一大型土墩之下,与淮安地区传统族葬墓有明显的区别。墓葬随葬器物丰富多样,器物组合时代特征明确。从出土器物和墓葬形制及排列情况分析,墓葬时代在西汉早期至东汉时期,墓葬之间在年代上有明显的承继关系,是一处大型汉代土墩墓。该墓地的发掘为研究淮安乃至苏北地区汉代墓葬特别是汉代土墩墓类型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新材料。     

中国古代漆器的锥画艺术和鎗艺术

考古发现的汉代漆器"锥画",是用作画工具"锥"来命名的艺术形式,称为"针刻"欠妥。锥画发明于战国时期,但尚未见到实物。汉代漆器锥画高度繁荣,大量汉代锥画漆器陆续出土。三国至唐时期,锥画鎗金艺术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及至宋元,漆器锥画鎗金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发展到明清,锥画鎗金多与其他漆器艺术形式相结合,呈现出千文万华的漆艺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