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石砫土兵援朝战争辨析

曾有学者认为石砫土司军队不太可能参与万历朝鲜战争,笔者经过搜集比对史料发现石砫土兵参与此次战争的可能性较大。     

一片“兵”心在玉壶 千呼万唤爱民情——林芝朗县金东边防派出所爱民亲民纪实

扎日莎巴山,历经岁月蹉跎,风吹雪打,那美丽与淳朴似乎是亘古不变的,而生活在扎日莎巴山脚下的朗县金东乡各族人民,正沐浴在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从首都北京吹向雪域高原的温暖春风里。驻守在朗县公安边防大队金东边防派出所官兵与朗县金东乡各族人民同甘共苦,鱼水相依,共同建设着雪域藏东大地上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授民以渔断穷根＂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造血＇比‘补血＇更重要＂。     

一个侵华日本兵的见闻漫画

1942年,是全困军民八年抗战中最为艰苦的一年。这年5月1日至7月初,侵华日军在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的指挥下,调集5万余兵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五一”大扫荡,使我敌后抗日军民遭受了严重损失,但“这是达到胜利必经的困难”（《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518页）。     

商战甚于兵战——郑观应之“商战论”刍议

晚清的许多早期维新思想家认为西方列强对中国进行经济的掠夺,是导致近代中国贫弱的重要原因。他们主张不但要加强武备,以对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兵战",而且必须极力的发展中国的民族工商业,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商战"。商战思想由郑观应在其著作《盛世危言》中首先提出,这也是其经济思想的核心内容。     

日本中世末期兵农分离的原因

始于日本中世末期的“兵农分离”是日本历史上重要的阶层演变。然而“兵农分离”并非是靠丰臣秀吉的一纸命令所完成的。在战国初期,“兵”与“农”就由于其政治、经济、社会等原因开始分离。政治上,大名成长及农民斗争的加剧导致了武士与农民的分化;经济上,由于农业新技术使用、生产力提高使得庄园制解体,从而导致在地中小领主丧失独立性,成为大名家臣;军事上,枪的传入改变了日本战争模式,足轻武士被大量使用,步兵集团战、规模战为职业军人的产生提出要求,武士从而脱离生产。因此“兵”与“农”分离持续了战国时代的一个世纪左右,最终丰臣秀吉及德川家康政权分别用命令与法律形式固定下来,近世武士才得以产生。     

浅谈汉代关中地区主要水利工程

农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有主要地位,而作为农业发展命脉的农田水利事业,对于农业的发展至关重要。关中地区作为我国历史上重要的的农业区,在汉代关中地区农业发展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山西省》——侵华日本兵笔下的短歌集

宫格二是日本著名短歌诗人,1939年8月应征入伍,随侵华日军独立混成第三旅团开赴中国战场,之后4年多,他一直在山西一带作战。期间,他写下了短歌（日本古诗体,一般两句）374首,编成短歌集《山西省》,从一个侵华日军士兵的角度,描写了侵华战争的惨烈场面,吐露了他作为侵华战争机器中的一员的精神重压与痛苦。     

日本兵漫画抗战

斋藤邦雄,1941年入伍,在华北与八路军作战多年。在派往旅团情报室负责对八路军情报工作期间,他整天读《实践论》、《论持久战》、反战同盟宣传等。战后斋藤写下了多部描述军队经历的著作。其中,《陆军步兵漫话物语》配有不少漫画插图,在日本销量达40万册,影响很大。     

一个被俘志愿军战士的自述

1946年春,按照阎锡山推行的兵农合一制度,我与本村(山西忻县忻口村)武温治、刘年根、王润维、王二田等十几个年轻人当了常备兵。当兵后的第二年,我与武温治等四人又被抽调到省政府侍卫队。1949年4月太原解放后,我与武温     

杜詩《洗兵馬》錢注發微

杜甫詩《洗兵馬》錢謙益注歷來聚訟紛紜,它涉及理解的客觀性、歷史性,須進一步討論。本文先從《洗兵馬》所處整體語境進行考論,認爲該詩作於唐肅宗乾元元年(758)春的可能性較大,反映該時期特有的君臣士民平叛的"喜躍氣象"。錢注將該詩主題歸結爲"刺肅宗",有悖於文章顯示的主導氣氛,尤其是認定杜甫對肅宗"不欲其成乎爲君",是無視作者情志,有失於"客觀性"。然而文本意義在歷史進程中不斷變化,闡釋者必然參與文本意義之建構,從這一角度看,則錢注將《洗兵馬》納入後半部杜詩之整體,發露文本的潛在意義,又有其合理性與深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