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绿彩瓷中的民间性

约创烧于金中后期的红绿彩瓷(简称“红绿彩”),又称宋加彩、金加彩、宋三彩,出土的器物大多分布于河北、河南、山东与山西等北方地区。红绿彩的烧制过程主要分为两步,先高温烧制成白地釉,再以红、绿、黄等颜料绘制后进行二次低温彩烧。红绿彩是在单色釉、白底黑花与唐三彩基础上发展出的新艺术形式,反映出宋金时期民间的审美取向、文化风俗与宗教信仰,与传统的民间趣味相符,其中蕴含的吉祥寓意、文人意趣以及宗教信仰,展现出民间艺术的多元与包容。     

旅顺博物馆藏清代民间织绣佩饰特色浅析

旅顺博物馆收藏的一批清代至民国时期的民间织绣品,包括男女常服、便服等服装以及绣边、云肩、佩饰等装饰物,尤以各种小件佩饰最具特色,包括荷包、褡裢、香囊、扇套、眼镜套等,种类丰富、绣法繁多、创意洒脱、题材活泼。本文以这些佩饰为例,选择其中有代表性的作品,探讨清代民国民间佩饰的织绣技巧、种类、题材及时代特征等。     

当代中国非遗研究热的冷思考

非遗研究与民俗学研究虽都关注民俗文化,但是二者的研究性质和目的不同。非遗研究是工作性质,以改进文化保护策略为目的,而民俗学研究是以认知、理解、体认民族文化为目的。由于研究目的和性质的限制,非遗研究与当下民俗学已确立的整体的、实践的、主体的研究理念相脱节。非遗研究的“遗产观”将自然遗产、考古遗产等非生活态文化的保护理念应用于生活态文化之上,呈现出忽视社区生活本位、缺乏实践主体观的倾向。非遗研究与民俗学研究的学术分工,与其学术视野差异有关,即非遗研究是“遗产视野”,而民俗学研究则是“民间视野”。当代民俗学研究还应关注文明转型进程中民众的生活变革和文化实践,以“文明进程视野”在中华文明的创新、转化进程中做出应有学术贡献。     

学术研究的课题边界：以故事史研究为例

课题边界是科研主体对于课题内容、主题、素材、范畴,以及所使用的理论、方法的限制性规定。课题边界可以分为取材边界和讨论边界,取材边界一定程度上规定和制约着讨论边界。取材边界应该具有特异性、排他性和可操作性。对于边缘地带两可之间的素材,应该制定一套外迁或者内迁的取舍规则。具体研究中的课题边界是相对设置的,可以根据研究者的判断进行宽窄调整,但无论宽还是窄,都应该对取材的范围界限作出合乎逻辑的说明,同时在研究工作中坚持标准的同一性。如果将课题边界视作理想的学术边界,那么操作边界就是落实理想的应用边界。操作边界往往表现为一种抽样方法,严肃的学术研究倾向于整群抽样法和类型抽样法。操作边界是一种从属于课题边界的过渡方案,不具有学术自足性,后期的学术讨论还应回到课题边界。     

钟敬文与“人民口头创作”:因缘、调适与影响

20世纪50年代,为了适应“学苏联”的社会主潮,钟敬文积极将“人民口头创作”这一概念引入中国。在这一过程中,左翼革命的理想主义,民族主义的立场,他自身实证主义的知识结构,以及中国本土的文明传统的事实深刻影响了他对这一概念的认知。出于新文艺建设的需要,他注重“人民口头创作”的应用价值。在实际的概念界定、理论建构和教学实践中,他又充分顾及了中国本土的特殊性和独立学科构建的需要,对“人民口头创作”做了调适,力图构建更具本土化、实证色彩与开放性的学科体系。理论的本土化过程显示出钟敬文在政治与学术间保持平衡的努力以及由此产生的理论冲突,体现了中国民间文艺发展在“为学术”与“为文艺”两种学科目的之间的张力。     

情理之间——再论唐代招魂葬

通过辨析唐墓中明确采用招魂葬的墓葬实例,结合相关文献,可观察唐代招魂葬的基本面貌。研究表明,唐代招魂葬不埋葬尸骨,但有“替代形体”在场,招魂葬广泛流行于不同阶层中,且成为部分人群的主动选择。中古时期招魂葬由俗入礼的过程,反映了晋唐之间生死观念的变迁,传统“形神异制,墓庙大分”的观念淡化,墓葬藏形与藏神并存。此外,招魂葬的流行也反映了时人在情理之间所寻求到的平衡,在“以孝治国”的大背景下,制定和调整礼制的过程中,人情成为重要的影响因素。     

博爱武德于府君义桥石像碑研究

位于博爱县金城乡武阁寨村的武德于府君义桥石像碑,立于东魏武定七年（549年）,是一通集佛教造像与记载武德郡僧俗修建义桥的功德碑。该碑不仅记录了古怀州的历史、文化、山川、河流与交通,还反映了当时佛教邑义组织修建义桥的善举。本文拟从武德郡的历史地理、民间信仰、邑义组织的修桥义举、造像形制等方面进行研究,从侧面反映东魏时期佛教在民间的发展以及佛教艺术中国化进程,以补东魏佛教造像史之阙。     

吃糖革命从权贵到庶民化

数千年来,甘蔗和白糖都是权贵阶层专享、庶民百姓可望而不可即的奢侈品,而明朝晚期制糖技术的进步,一举改变了中国人的饮食习惯乃至生活习俗。从此,生活再也不能没有糖。     

50年代中日民间贸易述评

50年代中日民间贸易经历了一条曲折、艰难的发展历程。尽管如此,但是它开辟了中日平等贸易的道路,为60年代中日民间贸易的大发展和70年代中日邦交正常化打下了基础,因此它在战后中日关系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     

财尽何以救民:1948年春山东解放区政府的灾荒应对

1948年春山东解放区发生严重灾荒.此时,中共山东省政府也财粮紧张,山东解放区陷入"国困民穷"的境地.中共华东局自2月底将救灾作为农村工作的重心,前期通过"以工代赈"为代表的政府救济,缓解了灾情;后期在政府财粮不足的情况下,又通过发动普遍的"民间互济",较好地完成了救灾.成功救灾背后反映的是中共对自身组织和农村社会的强力掌控.在救灾的同时,中共也改善了此前紧张的党群关系,山东解放区得以继续为战争提供大量人力、物力的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