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虹民族"考

有一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我的脑际:土族人那么喜欢彩虹,崇尚彩虹,称自己的民族是“彩虹民族”,称自己的家乡为“彩虹的家乡”,甚至国家在征集民族的图案标志时,土族人献上的是一幅彩虹的图案。土族人这么爱彩虹,是这个民族极爱色彩的表现,还是一种崇拜古代神灵的遗留?对此,我做了     

魏克明“三劝”赵树理

1937年“七七”全民抗战爆发后,湖北均县（今丹江口市）热血青年魏克明奔赴山西投身民族革命。他在太原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牺牲救国同盟会”,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牺盟会的组织宣传工作,不久调至阳城县担任县牺盟分会特派员。     

试论龙虎山道教文化的底蕴

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传统宗教,它对中华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素有中国道教发祥地、正一道祖庭之称的江西龙虎山,以其源远流长的道教文化、“统领天下道教事”的宗教地位和“北孔南张”的天师世家声誉,吸引了各地方士及高道来此修炼。经过1800余年的道教文化传承,正一道在道教经书、符箓治病、斋醮仪式、道场艺术、修炼方法、人物活动、宫观建筑和神话故事等方面积累了大量的宗教典籍,形成了底蕴深厚的道教文化。目前,学术界对龙虎山道教文化的研究还较为薄弱。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文化史”热的兴起和学术界开始有规模地研究中国道教,龙虎山道教文化才真正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成果主要集中在早期道教思想理论、天师道的形成和发展、道教的斋醮仪式、道教的生命观、道教与医学等方面(贺绍恩：《龙虎山道教文化研讨会观点综述》,载《江西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也有学者对龙虎山道教音乐和道教文化旅游资源开发进行了一定的探索。本文试图从龙虎山正一道的道教文化传承、社会影响和文化特色等方面进行分析,以期展现龙虎山深厚的道教文化底蕴。一龙虎山道教的始末龙虎山远离都市,环境清幽,是道士炼丹修道的理想之地。根据有关传说,战国时期仙道大师鬼谷子来到鬼谷洞修道,开启了中国道教文化的先河。东汉时期,张道陵炼丹于云锦山即龙虎山,创立中国原始道教。张道陵炼得“神丹”后,访西仙源碧鲁洞得神虎秘文,并在龙虎山行医修炼30余年。东汉顺帝汉安元年(142),张道陵得知蜀中人患瘟疫,故前去救治,并在四川鹤鸣山创“五斗米”道,后人称其为天师道。至孙张鲁时期,天师道已建立了具有宗教、政治和军事性质的政教合一的政权。天师道组织据有川东,掌握实际的地方政权,对川东政局有举足轻重影响。汉丞相曹操深恐天师道势力的扩大,对天师道组织进行武力镇压和分化瓦解。曹操授张鲁为镇南将军,“待以客礼。封阆中侯,邑万户。封五子、阎圃等为列侯”;而子张盛拒不受封,遂“携印剑经箓,自汉中还鄱阳龙虎山。修治祖天师元坛及丹灶故址,遂家焉。每岁以三元嚣登坛传箓,四方从学者千余人”(娄近垣：《龙虎山志》卷六《天师世家》,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9页)。张盛以《正一经》为主要经典,尊张道陵为掌教天师,依托祖先立龙虎宗,正式创立了正一道。但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龙虎宗正一道没有造成广泛影响,特别是在上层社会没有得到信奉和肯定者”(郭树森：《天师道》,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0年,第82-83页)。鉴此,张盛及其后裔对正一道教义进行改造,从儒家思想中吸收了“忠”、“孝”、“仁”、“义”作为修道之本,参用佛教理论中的因果报应以充实正一道教义,并打起“佐国佑民”的旗号,以寻求朝廷支持和民众信奉,达到扩大正一道社会影响的目的。经过改革,正一道完成了由民问道教向官方道教的历史性转变,其影响从唐朝开始显露出来。唐朝皇帝推崇道教,自称为老子李耳的后裔,确立道教的“皇宗”地位。唐高宗于乾封二年(667)“幸老君庙,追号秘太上玄元皇帝,创建祠堂”(刘昫：《旧唐书》卷五《高宗纪下》,中华书局1975年,第90页)。神龙元年(705)中宗令天下贡举之士兼习《道德经》。开元二十一年(733)玄宗命士庶家藏一本《道德经》,贡举人加试老子策,并御注《道德经》,颁行天下。在此背景下,龙虎山正一道得到了朝廷的扶植。唐玄宗时期,朝廷对龙虎山天师相当重视。天宝七年(748)玄宗亲赐第15代天师张高手书,嘉贲天师符箓,同时召见张高,命即京师置坛传箓,赐金币,免租税,在京师设立授箓院。玄宗还亲自册封祖天师张道陵为太师,赞其“貌矣真仙,孤高峻节。气贯穹冥,元元示诀。落落神仪,亭亭皓月。诛邪斩精,魅驱鬼彻”(娄近垣：《龙虎山志》卷十《艺文·纶言一》,第126页)。唐玄宗对张天师大加嘉奖,其后几代皇帝也争相效仿。唐肃宗曾降香币,建醮于龙虎山。唐会昌中(841-846),武宗召第20代天师张湛,命以官,不拜,即赐金帛,在龙虎山修建殿宇,并御书额曰“真仙观”。唐朝从高宗至玄宗再至武宗的历代统治者大力扶植天师及其后裔,龙虎山正一道在皇权的庇护下迅速发展,社会影响日益扩大。两宋以来龙虎山正一道得到进一步发展,天师的地位有了实质性提高。皇帝不仅命天师统领“三山”道教,而且还向天师询问治国之策。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真宗改龙虎山“真仙     

传统民族主义与近代民族主义的历史界标

关于中国的“近代民族主义”可以有不同层面的认识,据此,郑师渠先生认为,民族主义是以共同文化为背景,要求在政治与文化合一的基础上实现民族认同与发展的一种心理状态与行为取向。其信仰的核心是本民族的优越性及缘此而生的忠诚与挚爱。但近代以来的民族主义,首先是一种政治学     

藏传佛教朝圣功能之我见

宗教朝圣(Pilgri mage),藏族人常自称朝佛,是藏传佛教信徒宗教信仰的一种最重要的表现形式。现代藏族人群中的藏传佛教信仰者,在自己民族历史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在与外来文化的密切互动中,其世俗化与现代化程度都已经很高,其社会角色也呈现出多样化,如他们可能是农民、牧民、小商业者或国家公务员等。很多藏族人在朝圣时,手中一边拿着佛珠,一边还拿着现代通信工具;一些人虽然仍以磕长头的方式朝圣,但很多人却坐汽车、飞机前往朝圣地。但不管这些人的生活形态发生了如何的巨大变化,也不管在他们的意识中如何清醒地认识到,是国家、政府和共产…     

辽金王朝与中华多元一体的关系

2005年10月15日—16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和《历史研究》编辑部在天津联合举办“中国传统社会基本问题论坛”。“论坛”特别注重中国传统社会演进的重大问题、基本脉络的认识把握与理论提升,以及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由于议题大多是中国古代史教学科研中值得深思的共性疑难,故与会者唇枪舌剑,彼此交锋,讨论非常热烈。还在相互论难中迸发出不少智慧火花,提高和升华了理论认识。争鸣议论的热点主要是:历史观与中国传统社会研究理论范式的清理与建构,包括唯物史观、文化史观、阶级分析方法等;中国传统社会的阶段性发展与变迁,例如唐宋变革、文明冲突与中华多元一体、思想与社会的互动等;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构造、集团、分层及利益冲突整合等等。与会者普遍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史学研究突破了“五朵金花”之类的单调理论范式,在具体深入的断代研究和专门研究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应予以充分肯定。但是,倘若仅仅满足于断代或专门的具体研究,局限性较大。只有具体研究与基本问题探讨共同发展,相得益彰,才能积极推动中国古代史研究的繁荣。现将与会专家的代表性论说荟萃如下,以飨同好,以飨读者。     

辽宋实现首次交聘之背景分析

辽宋关系在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中极具典型性和特殊性,其中最具特色的是辽宋交聘制度的建立和实施,辽宋关系的重要内容就是围绕着这一主线进行的.它不仅使辽宋睦邻友好关系维系百年之久,而且对辽宋双方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为后世正确处理民族关系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借鉴经验.因此,史家对此进行了诸多探讨和研究,对于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辽宋关系的实质及其所实施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有很大的补益.但对辽宋实现首次交聘的背景、目的、对外政策等方面的研究尚显不足,本文试图从上述诸方面较为详细地分析辽宋是如何实现首次交聘的?它的实现对以后的辽宋关系有何影响,即辽宋首次交聘中存在着哪些决定以后辽宋战和关系的重要因素?等等.希求这些分析能对辽宋关系史的研究有所启迪.     

百年哈尔滨(二)

<正>三、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2005年哈尔滨进行了“创建文明城市,弘扬民族精神”的大讨论,确定哈尔滨精神为:“开放包容、时尚活力、诚信敬业、和谐奋进。”我认为哈尔滨人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也应该是哈尔滨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在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斗争中,还是在维护和收复中东铁路权利的斗争中;无论是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还是在巩固新生政权的斗争中,哈尔滨人都坚强不屈、矢志不渝、前赴后继地发扬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魏源的边疆史地研究述略

魏源在边疆史地研究方面有许多独到建树,他对边疆地理沿革的考辨继承了乾嘉学者的考据风格,是史学家的缜密品质和经世致用精神的良好结合。魏源在边疆民族问题上有鲜明的“多民族凝聚倾向”,其研究着眼于巩固边疆的群众基础,他就如何处理边疆民族关系的经验总结对现实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魏源的边疆史地研究把边疆的防卫与开发建设结合起来,将边疆的防卫、开发建设同解决国家的现实问题结合起来,完全超出了传统的战略地理的讨论范围,是难能可贵的。     

弘扬民族文化 创造时代精神

华宝斋是全国唯一一家从造纸、制版、印刷、装订至出版、发行一条龙生产影印线装古籍之纯文化产业的集团公司。一九九九年已列入浙江省人民政府“五个一批”工程重点骨干企业。目前公司拥有杭州富阳古籍宣纸厂、杭州富阳古籍印刷厂、华宝斋古籍书社、华宝斋书社（香港）有限公司,中国古代造纸印刷文化村等八家全资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