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山羊的起源与扩散研究

家养动物的起源与扩散与农业起源、古代贸易、文化交流密切相关,一直是考古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山羊(Capra hircus)是人类最早驯化的家畜之一,为早期人类提供了重要的肉食资源、奶、羊毛和毛皮,在古代社会发展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在中国,由于早期动物考古研究的局限性,动物考古学家并没有仔细区分考古遗址中出土的绵羊和山羊,而是笼统地以羊来代替,导致我们对山羊在中国的起源、驯化及其传播情况并不十分清楚。本文系统整理了中国古代遗址中出土的山羊资料,同时结合现代山羊分子生物学研究成果以及古代山羊的古DNA研究,阐述了中国古代山羊的起源与扩散过程,为今后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思路。     

亚细亚民族会议与中国的反对运动

亚细亚民族会议由日本的全亚细亚协会和中国的亚细亚民族大同盟共同发起,以“全亚细亚民族的共存共荣”为宗旨,但实际上,中、日代表之间对会议的理解各不相同。日本代表的真实目的是抵制英、美的威胁并削弱其在亚洲的利益,确立日本的亚洲盟主地位;而中国代表则希望通过会议取消中日间不平等条约,实现民族的独立自由。双方争论频起,几至会议决裂。同时,会议遭到了中国各界的坚决反对和严厉批评。其中虽有意气用事、不够准确之处,但如实地揭露了日本代表借“大亚细亚主义”称霸亚洲的虚假本质,表现了中国人民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决心,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     

阿房宫概念与阿房宫考古

在晚唐诗人杜牧《阿房宫赋》的推波助澜下,有关阿房宫的一切已经被烙印到民族文化的记忆中。西汉立国不久,阿房宫建筑已经蜕变成内涵丰富的一个文化概念,人们完全相信这样的事实,即一座宏伟壮观的宫殿建筑群,见证了帝     

陶器专业化大生产的民族考古学调查与研究

考古遗址中出土的陶器及相关遗物遗迹,蕴含了丰富的信息,可以为了解陶器的技术、文化和社会等属性提供最直接的证据。通过有目的的民族志调查,借以从民族考古方面尝试研究陶器生产及其体现出的专业化程度和生产组织方式,可以为研究古代社会的制陶业及相关问题提供有效的帮助。这种通过对现存原始制陶作坊的调查,并与考古遗址出土陶器进行对比研究,是探究体现在陶器背后的各种属性的有效途径之一。     

中国古代史学起源新论

学术界将远古神话与殷周史官和牍纳入史学的“童年说”、“草创说”、“萌芽说”。笔认为，商周及其以前的神话传说和字资料只能说是先人无意识地为后人留下了珍贵史料，殷周史官不可佩上史学工作的标签，其所录的“官书”也不能拔高到史的地位，只是到了西周晚期至迟在公元前841年，周室及各国史官已开始有意识地记录时事，编排国史。他们从最初那种单纯的宗教神官和“掌官书以赞治”的宝座上渐渐地转轨到后世意义的史官位置上，开始将眼光投向历史，为史而作书，中国古代的史学当于此时萌芽。公元前841年的共和纪年，应是史学孕足而娩的重要标志。     

从"资治"到"救国"--关于19世纪史学经世致用思想变化之研究

自19世纪40年代伊始,中国社会所发生的空前的沧桑巨变,直接推动了史学由古代史学向近代史学的转变。这种转变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史学经世致用思想的变化,即史学经世致用思想从“资治”到“救国”,从着眼于王朝治乱兴衰到关注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之经世致用的宗旨和参照系的变化。同时,这种变化又对整个19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及其走向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关于司马光民族观的若干思考

司马光充分汲取自先秦儒家与他同时代欧阳修等人民族观中的有益成份。他提倡了民族和睦观 ;发展了民族平等观 ;丰富了民族诚信观。司马光将孟子的“气节观”、“大丈夫”精神 ,渗透入其民族观中 ,大力倡导民族气节。     

当前高句丽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本认为,经过百多年的研究,高句丽史研究已经有了雄厚的学术基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了高句丽史研究的理论形态和实践形态发展得更充分,就应该在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上有所创新。进而从联系起来研究、专门化研究、献资料和考古资料的关系、“一史两用”和“双向继承”等方面阐明了对高句丽史研究的认识。     

论中国古代治边思想的特点、演变和影响

古代治边思想大体形成于秦汉,发展和延续至清代,其内涵是动态变化的,经历了从肤浅到成熟的过程,各个时期的治边思想又有其特色。古代治达思想总体上有两个基本的特点：统治对开疆拓土多持相对保守的态度,认为理想的边疆治理是“守在四夷”;从“华夷有别”的治边观出发,在边疆地区施行相对宽松的羁縻统治,同时重视在边疆传播封建化的教化作用。章还以封建统治对边疆民族的治策和对边疆的经济开发为例,阐述了古代治达思想对边疆治策的广泛影响。     

史家究竟该如何提振民族精神--《陈其泰史学粹编》评议北大核心CSSCI

《陈其泰史学粹编》对史家究竟该如何提振民族精神这一时代之问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史家应有强烈的使命意识,把关注时代、关切民族精神视为己任;史家应有理论自觉,既要深刻理解民族精神内涵与功能,又能准确运用唯物史观;史家应坚持文化视角,着力提振民族文化认同与民族凝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