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民族文化旅游与民族文化保护的辩证关系——以贵州肇兴侗寨为例

民族文化旅游和民族文化保护两者看似是矛盾冲突的主体,也是相互促进的辩证统一的关系。即使在对民族文化旅游进行开发的过程中会产生对民族文化的不利因素,只要遵循在开发中保护、在保护中开发的原则,就可以最大限度减少其产生的影响。基于此,文章主要对两者的辩证统一关系进行了详细地概述,并提出了处理两者关系的有效对策,从而达到民族文化旅游与民族文化保护的双赢局面。     

学习陈云关于帝国主义本质的精辟论述,坚决维护国家政治安全

陈云一贯重视研究国际问题,善于结合国内经济建设与国际形势变化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他对帝国主义本质与特征的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是对国际关系变化规律的准确把握,更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及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积极探索.重温陈云关于帝国主义本质的精辟论述,对维护作为国家安全根本的政治安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     

遏制地方:明清大运河体制下济宁社会的权力网络与机制

明清时期济宁地区的商品化、城市化由中央政府的漕运引发和支持,大运河的运转重塑了济宁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设置在济宁的运河官僚体制在地方政治格局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卫所等建制也制约了州治的一般行政功能.国家的政治制度、结构在地方社会的存在,通过在地官僚机构及其官员的角色与地方经济、文化发生作用,从而深刻地影响了济宁城市社会的政治属性.其结果是,济宁这样经济、文化发达,地方主义突出的城市依旧难以摆脱大一统国家政治社会结构、机制的限制以及传统王朝国家治乱分合的轨辙.     

从新角度审视辽朝社会——《科举与辽代社会》评介

辽朝作为一个由北部边疆游牧民族建立的民族政权,立国之后为选拔人才巩固统治,积极效仿中原政权引入了该制度,使得参加科举成为有辽一朝重要入仕途径,以科举制度相关问题作为切入点来还原辽朝历史可以被视为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然而很长一段时间内,学界对于辽朝科举制度相关研究力度明显不足,专著成果稀少。20世纪以来,随着辽朝碑刻资料不断出土,辽朝科举制度研究著述逐渐丰硕,开始改变这一局面。     

100国家地理摄影之最

过去的几个月里，我们编辑部为了从过去113年的出版历程中，挑出100张最精彩、最扣人心弦的照片而辛苦奋斗。讨论过程中，不时能听到上述意见，甚至更强烈、更火爆的主张。虽然在大部分的讨论中，参与的同仁能够接受多数人的决定，但到了最后的筛选阶段，我经常发现自己似乎需要穿上裁判的衣服并戴上口哨，才能维持秩序。     

来信

财富乾坤大转移?世界首富似乎不再是欧美国家的专利,至少今年福布斯富豪榜给了我们这样的印象。在曾经的记忆里,小国家要产生世界首富的可能几率不高,但新兴国家经济的持续走高提供了际遇,亚洲、拉     

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

<正>杨靖宇同志是著名的抗日英雄,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他的名字在东北抗日民族战争史上期间是一面光辉的旗帜。杨靖宇将军以野草、树皮、棉絮充饥,在深山密林、冰天雪地中只身与残暴的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最后壮烈牺牲的感人事迹,在我国,特别是在东北,几乎家喻户晓。杨靖宇的一生是壮丽的,他的一生是于中国大革命和中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事业紧紧在一起。(一)杨靖宇本名马尙德,又名顺清,字骥生,曾用名张贯一、乃超、     

中古书仪的型制变迁与社会转型

随着先秦古史分期和明清资本主义萌芽讨论近年以来的逐渐沉寂,关于中古社会变迁的研究却日益热闹起来。这些年海内外每年都要举行数以十计的学术讨论会,讨论唐宋变革或中古变迁问题。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中古”时代虽然迄今仍然莫衷一是,但若说中古社会的变迁,大体都会包括“汉唐”的历史走向和“唐宋”历史变革等问题。过去贺昌群、侯外庐、胡如雷等大多着眼于这个时期的土地关系、政治口号的变化。最近的讨论一般以社会变迁为论题。这里发表的几篇笔谈,切入的角度各不相同。谷川道雄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张国刚从家法伦理观念、吴丽娱从“礼”与书仪形制的关系分别讨论了汉唐历史的走向问题。王利华则试图将中古以后的宋代和中古以前的汉代做一个大跨度的对比,讨论中古文化与环境的互动。王永平从文化方面对于唐宋变革进行了概括。学术界一般认为最早提出唐宋变革问题的是日本学者内藤湖南,葭森健介结合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学习西方文化的大背景,叙述了内藤史学受到西方文化史学影响的具体史实,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新认识。由此可见,本期笔谈的一组文章,虽然不是也不可能对于“中古社会变迁”这一主题作全面探讨,但是来自中国和日本不同年龄段的诸位作者都展现了比较新的观察视角,或者试图提出一些新问题。这     

元代湖广行省溪洞地理环境下的蛮夷官制

元朝在湖广行省的西部(今贵州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部分地区)设置15个特殊政区安抚司,通过安抚司对溪洞民族群落进行招抚,对归附的溪洞寨落进行民族群落与地域结合的整合,设置为民族群落地方基层组织"蛮夷官",允其继续统领溪洞民族群落,归属于15个安抚司统辖,形成安抚司——夷官管理体系。这是一种以地域与民族群落混合的管理模式,是元代创设的民族群落与地域结合的民族群落地方基层组织,元朝从而实现了对历代王朝未能深入的溪洞地区少数民族群落的控制和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