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公务员(文官)考铨制度研究述评

民国时期开始实行且步履艰难的公务员(文官)考铨制度,历经北京政府、南京政府和抗日战争的动荡,成为民国时期行政管理体制近代化的重要标志.伴随着制度性建设的日益完善和具体实践上的相对混乱,这一时期公务员(文官)考铨制度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得与失,为后人留下了宝贵遗产.近年来,史学界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日益重视,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     

批判王恩茂“两个主义、一个王国”始末

“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林彪、江青一伙的插手、操纵下,新疆的斗争锋芒直接对准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特别是对准了自治区党委主要领导人王恩茂,大张旗鼓地批判王恩茂在新疆大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独立王国”（即“两个主义、一个王国”）,并株连了一大批在新疆工作的各级领导干部和群众,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     

《抗战期间彭湖经营贵州企业公司实录》出版

1938年抗日战争进入持久作战阶段,贵州省政府主席吴鼎昌（又名吴达铨,由国民政府实业部部长调任,著名实业家,为当时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两银行董事会重要成员。）为执行“开发贵州资源、建设贵州经济、安定后方、支持抗战”任务的迫切需要,倡议筹组贵州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获得经济部、资源委员会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三银行总行的赞助,该公司于1939年6月1日在贵阳宣告成立。总经理彭湖（又名彭石年,是一位热爱祖国的近代企业家。曾任中国银行成都支行、南京分行襄理,湖南省银行总经理,日本投降后任中国银行南京分行经理。南京解放后一度去香港述职,随后返回上海定居。）,经中国银行总管理处推荐,代表该行筹建并出席该公司第一次股东代表大会,被推为该公司董事会董事兼总经理。     

民国时期福建龙眼的生产和贸易

龙眼是福建的特产,产地主要分布在兴化、漳州、泉州、福州四地,其中以兴化所产为多且质量最佳。民国时期,以福建龙眼焙制的桂圆远销国内的广大地区以及南洋一带。1930年,福建龙眼的产值达到最高峰,之后随着东北市场的丧失与世界经济危机的来临,其在福建对外贸易中的地位显著下降。     

民国《全国银行年鉴》编辑出版探索实践及价值启示

伴随着中国现代银行体系逐渐成熟、银行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图书市场对专业银行年鉴需求不断扩大,民国时期中国银行利用自身在资料积累、查找和调研等方面的便利以及自身的专业水平,面向银行家、学者等读者群体推出了4卷《全国银行年鉴》。这些年鉴在内容上别具一格,在营销方面走市场化道路,无论是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都取得了较大的成功。以史为鉴,借鉴民国《全国银行年鉴》的编辑出版经验,对于提高当前我国行业年鉴和部门年鉴的质量,增强行业年鉴和部门年鉴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等有重要意义。     

甘肃省泾川县南石崖崖居群落探析

南石崖地区建筑形制统一、功能明显,是人类为居住而在崖壁上开凿修建的建筑,具有明显的崖居特征。南石崖崖居群可以直观地了解明、清到民国时期当地人民的生存状态,也为研究该时期的泾川人民的社会生活提供了重要的佐证。     

民国时期甘肃改土归流后土司辖地的归属纠纷

民国时期改土归流政策的推行,使土司辖地被纳入与内地一致的省县体系当中.这一过程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同时,也激化了新的土司辖地的归属纠纷,促使甘肃省政府展开界务调整,但实际勘划并不完全与相关勘界法规相符.狄道赵土司辖地乔家沟以耕种土地租户的籍贯为标准而划归渭源;河州何土司辖地何家堡则在甘青省界调整的过程中被划归永靖;卓尼...     

抗战期间的南京毗卢寺

在南京市中心长江路边,坐落着一座古老的佛教庙宇——毗卢寺。庄严高大的殿堂伴随着晨钟暮鼓,吸引了无数的信徒与游客,在民国年间成为南京最著名的佛教圣地之一。在抗战期间,毗卢寺也像南京城一样,蒙受了灾难与耻辱,同时也曾燃烧起抗日的火焰。     

"文化大革命"期间三线建设的物资保障

三线建设是我国经济建设和发展中的一件大事,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三线建设是我国国民经济计划重点确保的项目.当时我担任物资管理部部长,直接参加并领导了物资战线支援三线建设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