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陈望道重新入党和梅龚彬的政治身份——《30年代陈望道与中共的关系》一文补遗

陈望道先生作为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首译者,又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党成员,无论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史还是中共建党初期历史来说,都是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钱益民先生的文章《30年代陈望道与中共的关系》(载《世纪》2019年第4期),对读者了解他退党后继续为中共工作的一段经历很有助益。     

智擒日伪奸细“三老搂”

在抗战时期,我党我军对情报及其传递工作极为重视,别小看它有时候不过几片纸,但价值却是巨大的,一旦落入敌人手里,后果将不堪设想。那么,当时究竟是采用什么办法进行情报传递并确保万无一失的呢?看完下面这个智擒日伪特务的真实故事,大家就会恍然大悟。游子还乡山东菏泽城西北35里处,有个村庄叫圈头村,抗日战争初期为中共菏泽县委机关驻地,1942年属冀鲁豫边区南华县县委和抗日民主县政府驻地。     

民国广东省的行政区划建设与县界纠纷

民国国民党政府掀起乡村建设运动,推动地方自治事业,但是从中央到地方其行政区划建设与地政管理仍然十分滞后,导致地方建设事业推动过程中,由于地界的不明晰而县界纠纷频生。广东省亦是如此,本文主要简单介绍民国时期广东省的行政区划建设情况与各种不同各类型的县界纠纷情形。     

城市转型视角下民国西安城区道路系统演变研究

民国时期是西安城市转型发展的重要过渡阶段,作为城市发展先导性基础设施的道路系统,也在这一时期实现了由"马车时代"向"汽车时代"的转型发展。本文的前三部分内容即是对这一转型发展过程的系统梳理,包括民国前期(1912-1930年)西安城市道路系统的初步变革、筹建陪都西京前期(1931-1938年)碎石马路系统的建立、全面抗战爆发后(1939-1941年)西京市政建设委员会对城区道路系统的勉力维持和民国后期(1942-1949年)西安市政处—西安市政府治下道路系统演变的尾声四个阶段。第四部分内容按道路系统的组成对碎石马路、煤渣路、碎砖及主要土路在城区的分布进行复原。最后结合前文的论述对民国西安道路系统演变的近代化表征进行探讨,以期促进民国西安城市转型发展研究的深化。     

溥仪大婚中的民国角色

溥仪大婚是民国初年的一件大事,它吸引了各方的注意。各方人士的态度与目的不尽相同,而其中前清遗老与驻华使臣的动向引起了民国政府的关注。民国政府加强了对溥仪大婚的监督,使其控制在民国许可的范围之内。除此之外,优待条件的存在令民国政府还充当了其大婚经费的承担者与秩序维护者的角色。而民国政要与前清王朝之间存在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使其也成为了溥仪大婚的积极的参与者。因此,民国政府的参与是溥仪大婚顺利开展的重要保障,但民国政府监管的不力,令溥仪大婚中背离民国潮流的行为得到凸显,以致废除优待条件的呼声不断。这加剧了皇室的困境。     

“茶博士”的由来

＂博士＂这个词,早在战国就出现了,当时,把学识渊博、通古博今的人称为＂博士＂。秦朝时出现了诸子博士、术数博士等,是一种官位。建元五年,汉武帝设置了五经博士,专管儒家经学传授。到了唐朝,在太学中设国子诸博士,还有各门类的学科博士。清朝及民国也设立了国子博士、五经博士和太常博士,既是一种学位,也是一种官衔,具有世袭特点。     

齐云在阳城

抗战初期,共产党八路军依托太行山险要地势开辟革命根据地,宣传组织武装群众,建立抗日政权,开办抗日学校,打击汉奸势力,减租减息,抗日烽火风起云涌,遍地燃烧。1938年初,为加强山西阳城的抗日力量,中共冀豫晋省委和中共晋城中心县委先后分两批向阳城派去中共党员和华北干部训练班的学员,齐云就是其中之一。她把救亡歌声作为唤醒民众,团结人民的重要武器,把课堂作为宣传抗日救亡的主阵地,树立起老区人民誓死不做亡国奴的决心,给一代阳城人民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象。     

李宗仁回忆录中的“迷信”事件

正笔者读民国史,发现了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即蒋介石、唐生智、刘湘这样的一批武将,虽然标榜自己是"新派"人物,信仰科学,但是在人生的不如意阶段或者前途未卜的迷惘期,却还是愿意去寺庙拜拜菩萨,请求高人指点。这些逸史散见于各种回忆录、文史资料,真真假假,是非难辨。但读到《李宗仁回忆录》时,却发现真有这样几则"迷信"故事,汇集并编纂如下,以飨读者。李宗仁是广西桂林临桂西乡村人。他的家乡如同中国大多数地区的农村一样,迷信     

周恩来抗战初期在武汉的统战工作

（一）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我国军民奋起抵抗。在全国人民的推动和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倡导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在平、津、沪、宁等地先后沦陷后,武汉一度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成为国民政府事实上的首都和抗战指挥中心。     

民国前期宁波盗匪武器装备及其来源

民国前期宁波盗匪肆行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其手中掌握当时较为先进的武器。其数量之高,程度之先进是当时官方武装力量都鞭长莫及的。考察其武器来源,主要有抢劫警察保卫团枪械,兵以武器售与匪,还有士兵携带枪械加入盗匪队伍。盗匪掌握大量先进武器,不仅为其抢劫掳掠提供便利,也使官方剿捕盗匪带来巨大难度,从侧面反映出官府对民间武力并未实行有效管理和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