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逸平和 渊自唐反 湖北省文物商店藏日本画

日本画与日本民众的生活、建筑环境紧密相关,据有关资料记载,在隋代日本文化就已经与中国有过交往,但真正同中国文化的交往则始于初唐。从那时起,中国文化开始系统进入日本。确切地说,日本美术从造型的感觉和内容的构成上完全继承了唐代的文化特点。日本画全以初唐美术文化为基点和核心,同属于中国文化,     

七千人大会与中共对经济发展规律的探索

1962年一二月间召开的七千人大会是我们党自己纠正错误的一次会议,也是我们党探索经济发展规律的一次尝试.这次大会发扬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对60年代初严峻的经济形势作了比较符合实际的判断,并实事求是地总结了产生困难的原因.对统一全党思想,纠正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进一步动员全党和全国人民贯彻调整国民经济方针起了积极作用.会议制定了相应的调整措施,使国民经济逐渐走上了有序发展的轨道,扭转了困难局面.     

我所经历的“粮票时代”

对于“80后”、“90后”来说．“粮票”一词可能闻所未闻,或只在收藏家那里见过这种历史遗存;而对于上了年纪的过来人,却对粮票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新中国成立60年间,粮票从滥觞到终结,竞长达38个春秋,足见其在民众生活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省立贵阳民众教育馆始末

一、创立及组织 民国时期,民众教育馆是实施社会教育的综合性机构,是各地推行社会教育的中枢。其前身是通俗教育馆,最早设立的为1915年的江苏省立南京通俗教育馆。1927年7月江苏首先改设民众教育馆,其后各地纷纷改设或创办。按照教育部和省政府颁发的有关规程、法令规定,民众教育馆以“增进全民之意识道德与健康,提高国民文化水准,改善人民文化生活,促进社会发展”为宗旨。在抗日战争期间,则以“集中力量培养民族意识,增进抗战智能,加强机构自治,促兴生产事业”为其实施方针。     

《新疆通志》（简志）编修动员大会召开

2009年4月2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在乌鲁木齐召开《新疆通志》（简志）编修动员大会。自治区副主席、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副书记、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贾帕尔．阿比布拉,自治区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帕尔哈提·贾拉勒,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崔书杰,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迪木拉提·木沙、刘星出席会议。     

略论清代台湾绅商在救灾中的作用

台湾是自然灾害多发地区,有清一代,关于灾情的记录不绝于书,尤以台风、地震、水灾和旱灾对台湾的威胁较大。各种自然灾害频发,给台湾民众的生产生活带来巨大的灾难。灾荒发生后,台湾绅商即参与核实灾情,申报赈济,捐谷救灾,它对于缓和社会矛盾、预防社会动乱起到了重要作用。     

客家山歌：《诗经》遗风的天籁之音

客家山歌是客家下层民众在山野间即兴唱出的原汁原味的民歌,被誉为客家文学的明珠。客家地区自古以来就盛行山歌,客家人通过唱山歌来反映他们的劳动生活、风土人情、社会风貌、男女爱情和理想追求。     

现代社会与民俗学

前言:民俗学的定义 今天的话题,应该从澄清民俗学究竟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开始。对一门学问下定义,多少有点冒险。但即便是面对很小的问题,我们也时不时会感到有必要明确地意识到其问题所属的学问领域的属性。我们今天将要谈到的话题,特别是在这一点上非常重要。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来给民俗学下一个定义:“民俗学乃是系统地研究和揭示民众之生活文化的传统形态的一门学问。”这当然并不是一个特别崭新的定义,它只是大体上勾勒出了围绕着民俗学的常识性的印象而已。这个定义并无多少新意,也许倒可能被批评为有点陈旧。     

地权、佃权、民众动员与减租运动——以陕甘宁边区减租减息运动为中心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有大约40%的地方未经历过土地革命,这些地区不仅地权较集中,且租佃关系较发达,因此成为中共推行减租的重点地区。减租过程中,发生了中央政策与地方惯性及实际情形的冲突后,中共及时调整政策,对地方惯性和实际情形表示认可,推动了减租政策的落实。佃权是减租中的核心问题,中共通过两种方式对农民的佃权进行保护,一是从制度层面上约束地主不得任意撤佃,更不能因减租而撤佃;二是通过中共支持下的各种民间减租组织强制地主不得撤佃。民众动员使农民消除了对地主恐惧的心理障碍,敢于和地主面对面地进行斗争。减租运动使乡村社会发生了变化,一是发生了地权转移,即地主典卖土地、农民买进或典进土地,并且得到中共的大力支持,随着地权转移,以地主为核心经济体制转变为以农民为核心的经济体制;一是以地主为中心的乡村权威逐渐消退,中共扶持起来的积极分子成为新的乡村权威,他们成为未来中共管理乡村社会的中坚力量。     

明清道教神仙功能的民众化探析

明清时期道教的发展呈现出较为突出的民众化趋势。在神仙功能上,唐宋以来道教的救世度人的群体功能得到进一步强化。明清道教所崇祀的神灵,均与民众现实生活密切相关、能够帮助人们解脱现实苦难,诸如关帝、送子娘娘、八仙等等。这一民众化过程最大限度地满足了民众的功利性心理需求,从而为神仙信仰赢得了更深层的民众心理基础。神仙功能的民众化既是对明清时期社会动荡的积极应对,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谐,同时又有利于中国文化的统一与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