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李杜"事件与汉末政治

汉末名士群体与外戚宦官及其所代表的皇权的抗争,是汉末政治的重要内容.这期间,李固、杜乔在立桓帝问题上与梁冀的对立,李云、杜众对于桓帝封五侯外家的指责,李膺、杜密在桓、灵之际党锢事件中的表现,均具有典型意义.三"李杜"在汉末名士群体中乃至在民众间都产生了极大影响,他们的行为、气节鼓舞着当时的士大夫们立身持正,与黑暗政治作斗争.三"李杜"最终都死于非命,预示着东汉皇权与作为政治精英的名士群体的背离,从而也预示着东汉政权的崩解覆亡.同时,三"李杜"树立的道德价值理念,在名士阶层的形成中也起着重要作用.     

黎萨尔与菲律宾现代政治变革模式的形成

何塞.黎萨尔被认为是菲律宾"国家和个人生活的基石"。在有关黎萨尔的研究中,黎萨尔与菲律宾政治变革的途径,即经由"改革"还是"革命"来达致国家的独立、获取全民的"福利",是争论不休的一个关键问题。从黎萨尔的著作来看,黎萨尔倾向于经由菲律宾政治精英在殖民政府内部对现有不合理的旧制度进行一场彻底的、激进的"好改革"来实现菲律宾的独立和民主。如果这一条道路走不通,那么,"暴力革命"将是最后的手段。黎萨尔所强调的"精英化的好改革"的政治思想,经由美国殖民政府的渲染,最终构成为菲律宾现代政治变革的基本模式——旧框架内的和平革命。     

南非民主进程的顿挫与延续——略论博塔的改革总战略

博塔任南非政府首脑期间,面对索韦托暴动引起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动荡和国内外的新形势,提出和推行改革总战略：对不适应南非现代化建设和政治稳定的现存制度进行改革;坚决镇压反抗白人统治、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全力营造一个有利于改革总战略的国际环境。其目的是维护白人统治和种族隔离制度。他的改革在沃斯特的种族政策调整与德克勒克的民主改革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将南非的改革进程带入一个新阶段,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黑人的处境。但博塔的镇压造成国内局势紧张并迅速恶化,以至于到了几乎失控的程度,改革进程陷入停顿。     

宋初和平统一战略及实践

在和平建国及收兵权的基础上,宋初统一战略中,和平统一的设想前所未有地突显出来,在战略中广泛实施,并在一些地方大获成功。出现了在武力威胁下不战而降的荆南模式;没有直接的军事威胁,但朝廷做出过明确的归顺要求,最终主动归顺的吴越模式;既没有任何军事威胁,朝廷甚至也没有做出明确的或暗示的归顺要求,自觉纳土的漳泉模式。宋政府英明的统一战略和高超的政治手段,为国家的统一和历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分裂时期提供了和平统一的可行性,值得充分肯定。     

宋代功臣配享述论

功臣配享是古代帝王对有功之臣的最高酬劳,也是激励其他臣僚、引导政治舆论的重要方式。宋代在继承前代制度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的配享之制。在配享功臣的选择上,宋代君臣本着尊崇宗庙和激励后继大臣的原则,采取了慎重的态度,并依据了较为严格的标准。功臣配享与宋代政治关系密切,它反映了当朝君臣的政治态度,是当权政治集团利益和要求的直接体现。     

陈云对我国对外开放思想基础形成的贡献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是陈云经济思想中的核心组成部分。对陈云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思想研究文献中,大多围绕国民经济计划的制定、施行,涉及到市场问题,也基本上限定在国内市场的范畴。本文从国内外市场对接的视角探讨陈云的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思想,认为陈云虽然没有明确系统地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要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打开国内外两个市场,学会组织国内建设和发展对外经济两套本领(简称“三个两”,下同),确立我国对外开放战略的思想基础,(《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13页),但是,他不仅在其大量关于发展对外经贸事…     

朝阳发现的北燕墓

近年来,为配合城市、厂矿企业的基本建设,经文物部门勘探,在朝阳市区内发现并发掘清理了大量的古代墓葬,其中包括三燕时期的墓葬.     

从"建设"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特征的彰显——十七大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发展

党的十七大报告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表述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性和基础性的实践活动,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潜能并促其由弱而强、由低级到高级和不断完善的实践活动。由"建设"到"发展"的演进,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特征的彰显。     

全球化时代中国共产党发展政治权威的路径选择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权威在全球化时代面临着各方面的挑战:主流意识形态的相对淡化,新兴阶层的出现和利益团体的分化,社会转型期矛盾冲突的加剧,社会发展后人们期望值的提高。为此中国共产党必须在意识形态、政策绩效和体制上进行创新,不断提高和发展自己的政治权威。     

論“元祐學術”與“元祐敍事”

"元祐學術"不僅體現了北宋蜀學、洛學、朔學三大學派的某些相同的經學思想,而且輻射到了文學、史學、制度等多個文化層面,是元祐黨人用來排斥"荆公新學"、廢棄熙豐新法的理論依托。紹聖以後,"元祐學術"遭致嚴厲禁錮,也成了"紹述"新黨排斥政敵的一個專門術語。南宋士大夫在反思北宋覆亡的歷史過程中,卻以一種過於偏執的認同,以及簡單的二分法和柔性敍事的手段,展開了以"元祐學術"爲判斷標準的歷史敍事;並將"元祐學術"視爲宋代進入"後三代"的重要標志,對後世産生了深遠的影響。其實,從"元祐學術"的形成與被禁,到"元祐敍事"的展開,均與朋黨之爭息息相關,典型地體現了宋代士大夫優劣雜陳、得失參半的政治文化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