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海南沦陷时期的日本占领政策

在抗战中日军侵占海南岛时期,日本力图将海南岛殖民地化,是其对海南岛占领政策的核心。为此,日本在推进其在海南岛的殖民活动、强化殖民统治机构、控制殖民体制下的文教事业等殖多方面可以说是不遗余力。其对海南岛的领土野心也就昭然若揭。     

关于殖民教育口述史的客观性释疑

本文以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抹杀不了的罪证--日本侵华教育口述史>为基本材料,以记忆的可靠性为切入点,探讨殖民教育口述史的客观性问题.具体阐述记忆的不可靠性是殖民教育口述史的特性之一;记忆的不可靠性并不妨碍殖民教育口述史的客观性.把记忆的不可靠性作为日本侵华教育史研究的对象,将有利于揭示殖民教育对被殖民者的内在伤害.     

从伪满《历史教科书》看日本殖民当局对历史的篡改

本文以由南满洲教育会教科书编辑部编纂,并于1932年(昭和七年)4月8日印刷,同年4月10日发行的原版《历史教科书》(上、下册)为蓝本,结合具体史实,讨论其对历史的篡改。因该教科书是在日本殖民当局的授意下编写的,完完全全地代表了日本殖民当局的旨意,体现了军国主义时代日本的皇国史观,具有代表性。更重要的是,对该历史教科书进行剖析,可以从源头上、传统上找到当代日本国内某些篡改历史教科书思潮的历史源流和思想根源,追根溯源,更有利于揭露其篡改历史的本质。     

论16世纪葡萄牙在亚太地区扩张活动的性质

西方颇有影响的学者将 1 6世纪葡萄牙在亚太的扩张活动———争夺香料贸易垄断权和传播基督教———描述为基督徒与穆斯林之间的斗争。本文论述了该活动的性质是殖民侵略。理由是 :一、在形式上该斗争是 1 6世纪之前 ,伊比利亚半岛两教斗争的继续 ,但性质却完全不同。二、争夺财富是葡萄牙人对亚太的经济侵略。三、争夺灵魂 ② 是葡萄牙人对亚太的精神文化侵略。值得注意的是 ,与以往相比 ,1 6世纪中基督教对财富的争夺已居第一位。这是两教冲突日趋世俗化 (争夺物质利益 )的转折点。     

所谓海派——160years海派印痕

已经入秋,但酷热仍然让人们在心中默默地诅咒。在持续至9月的异常高温里,上海人固守着这座城市传统的秩序感。西藏路西侧的过街天桥下,蜿蜒排出一条将近200米长的队列,近千名老人和妇女等候着领取一家药店免费发送的两包一周用量的消渴茶,那是一家药厂推销糖尿病患者饮品的促销活动。     

抗战时期沦陷区的学术研究及知识分子状况述论——以1940至1945年南京市为例

抗战爆发前,南京是全国的文化学术中心和知识分子的聚集地。日军攻城的炮火一夜之间使南京成为"文化沙漠"。汪伪建政后,在南京建立了若干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机构,并取得了一些学术成果。知识分子群体也重新在南京出现,并形成了短暂的结社热潮。但这些都打上了很深的殖民文化的烙印。汪伪政权后期,日伪加强了对文化思想的控制。此外,由于沦陷区经济状况的恶化和伪政权的内部矛盾,汪伪在南京"恢复"中央研究院的计划流产,标志着日伪主导的学术文化的衰落。     

大殖民运动对希腊经济发展的影响

公元前8至前6世纪希腊的大殖民运动不仅解决了人口过剩问题,同时也开拓了海外市场,刺激了希腊商业贸易的发展。殖民运动对希腊经济发展产生了推动作用,促进了希腊经济的繁荣。     

“科学禁毒”虚名下的利益考量：日本与1909年上海万国禁烟会

1909年上海万国禁烟会拉开了国际禁毒合作的序幕,会上达成了各国商议解决鸦片问题的共识。在参会国当中,日本的参会表现出强烈的现实主义倾向。为向国际社会展现日本的禁烟决心与成果,日本在准备参会阶段详细撰写所谓科学的调查报告,展示其在本土和殖民地实施的禁烟措施及成效,通过打造科学禁毒的名号,减轻参会国对其禁毒态度的怀疑,为其在殖民地的鸦片政策合法化与正当化奠定基础。实际上,日本并未全面收集殖民地调查数据,会上为维护其在殖民地的鸦片利润消极应对立即禁绝鸦片的倡议,甚至回避参与具体国际禁毒合作事务。由于大会最终达成的是不具有强制性的决议案,日本政府得以延续推行其既有的科学虚名掩盖下的毒品政策,阻碍国际禁毒合作进程,为其进一步利用毒品助力殖民扩张埋下了伏笔。     

殖民强权的“例外之地”和“绝对责任”制度在晚清中国的形成

外国列强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晚清中国推行了一种“绝对责任”制度,用“炮舰外交”迫使清政府对外国人在“排外”争端中所遭受的损失和伤害进行赔偿并严惩涉事中国人和案发地区的官员,而并非照国际法惯例或中外法规来判定中方人员是否应被如此惩处。这种政策和西方国家在殖民地实施军事管制法和现代国家实施“紧急权力法”等现象在法理和政治哲学上有紧密联系,其理论核心就是将中国作为一个法治和程序正义的“例外之地”。列强最终借1901年《辛丑条约》将这种政策变成有法律效力的国际条约。本文通过考察这个此前极少被学界关注的重要现象及其历史成因和国际背景,来剖析相关的霸权政治和殖民实践的运作逻辑。     

父亲徐盈在五台山采访

正我的父亲——徐盈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风云一时的著名新闻记者中的一位,公开身份是《大公报》记者,他活跃在"战时大后方"重庆的新闻界、文化界、经济界及军政界。实际上,他早已参加了革命,直接受周恩来、董必武同志的领导。自1936年起,他开始给进步刊物投稿,因与"七君子"有来往,受到国民党当局的追捕。1937年,父亲作为《大公报》旅行记者,转战山东、山西等地抗日前线,报道抗战各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