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与重构:遗产、博物馆再审视——劳拉简·史密斯教授专访

随着批评遗产研究的兴起,国际学界对遗产、博物馆实践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劳拉简·史密斯教授认为,考古学家和其他学科的专家都需要重新审视自己在遗产实践中的角色及其学术话语带来的政治影响,倾听社区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声音;博物馆工作也应寻求与相关利益群体更深层的互动,认识到参观者往往有着复杂的身份认同与情感诉求,避免将之视为简单的被教育对象,要为他们提供激发情感共鸣和自我反思的资源;描述和探讨不同文化语境中的遗产话语是迫切需要的研究课题,亚洲的遗产活动和思维对于遗产的多样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批评遗产研究的"批评"概念需要多元文化思考,遗产理论发展和遗产学专业教育也需要对遗产的多元化理解.     

书信看名家

闲暇时整理收藏的名人书信,竟有上千封之多。一件件翻看阅读,一遍遍学习体会,每次都被这些名人的谦虚、善良与真诚深深打动。从五湖四海寄到贵阳的这些名人书信,见证了他们对贵阳人和贵阳这片土地的支持、关注。翻开已故作家楼适夷1993年的来信,我心中很沉重。他在信中说:"您光荣的战创,当已完全康复,转业工作。我祝愿人们以后不要打仗,有问题大家用对话商谈来解决;这愿望现在难达到,但总有一天会达到的。我现在八十九岁,当然亲眼看不到了,但希望你们有一天可以看到。"这也成了我后来关注世界和平的原因之一。打开彭荆风的信,我总是心存感激。这位     

《孔安国学术研究》评介

<正>孔安国是汉代经学发展中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但对这样一位名家硕儒,史籍中相关事迹记载极为有限,加之与其相关的《古文尚书》、《孔子家语》等均被列入伪书,以致孔安国之学良久蒙尘,为汉代经学研究留下了诸多问题。近来,陈以凤博士的《孔安国学术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9月)一书全面考述了孔安国其人其学,并对相关"伪书"重新考辨,澄清了不少疑难问题,有望使以往的学术缺憾得到一定程度的弥合补苴。综而观之,该书有以下几个鲜明特点。     

简帛学研究的开山之作——读《流沙坠简》并论王国维先生简帛文书研究的贡献

上世纪初,西方探险家在甘肃、新疆等西北地区发现大量简牍文书之后,中国本土的简牍帛书的出土,此起彼伏,蔚为大观;70年代以后,随着全国基础设施建设的广泛开展,简帛实物出土规模之大、数量之多、内容之贵、形制之丰,更是震惊世界。简帛研究也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分散到综合、从草创到成熟的过程。纵观一百多年的简帛研究史,不仅涌现王国维、劳干、陈直、陈梦家、裘锡圭、森鹿三、大庭修、池田知久、何四维等多位影响深远的学者,产生出像《流沙坠简》、《汉简缀述》、《居延汉简研究》、《汉简研究》、《马王堆汉墓帛书五行篇研究》等大批经典著作,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与甲骨学、敦煌学等显学比肩的重要学科——简帛学。同时,显学的魅力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年轻学人投入其中,逐渐成为简帛研究的中坚力量。随着文字考释、简帛整理等工作的坚实展开、各学科参与研究的深入进行,全面认真梳理近百年来简帛整理与研究的得失,从方法论角度予以概括总结,为未来简帛学研究指明方向,是当下非常重要的任务。而从新的视角重读经典名著,从前辈研究中汲取营养、借鉴思路、提炼方法,是拓展未来研究的重要工作之一。有鉴于此,本刊关注这一重要课题,拟连续刊载"经典重读——简帛部分"的文章,为初学者提供学术回顾,指点治学门径;为学术界简帛研究,提炼方法,增砖添瓦。     

《论语·公冶长》“吾党之小子狂简”章新解

本文将历代学者对《论语·公冶长》中"吾党之小子狂简"一章的解释做了全面的梳理和分析,进而提出新的看法:"狂简"、"斐然成章"、"裁之"等词皆当做重新训释,"斐然成章"一句之上下句归属亦当重新斟酌。这一新解使我们对冉求任季氏宰一事的背景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古代“语”文体的起源与发展——上博简《曹沫之陈》篇题的启示

"语"是先秦时期常见的一种文体,它出于实录,最早出自史官的"记言",是早于"六经"而出现的。长时期内,"语"文体发展并不成熟,一直到《国语》的结集成书,"语"作为一种文体才完备起来。《国语》主要记君臣之政治得失,这种取向对后代影响很大,形成正史中的"国语家"。"语"在发展分化中,实录性质有所减弱,多少加入了作者的主观意志。诸子书最初多采用"语"体,被称为"百家语"。先秦时期,对文体的界定相当模糊,在"语"这个宽泛的文体里,可以说,"谚语"、"俗语"是其剪裁,"事语"是其流变。近年面世的上博简《曹沫之陈》竹书对于我们认识"语"文体很有启发意义。作为篇题的"陈"字,应该如本字读,不必假"陈"为"阵",以牵强于军阵之意。题为《曹沫之陈》,正是曹沫陈述之语的意思。《曹沫之陈》见证了古代"语"文体的发展演变,是早期"语"文体的一个实例。     

厕筹杂考

本文考察了西汉至近代中国人如厕拭秽方法的流变过程。考古资料证实,厕筹(厕简)最迟至西汉时期已被中国人用于拭秽。古印度佛教徒也有类似的习俗,而厕筹出现在中国文献中,是在佛教传入中国后。自元代开始,民间使用的厕筹逐步被粗纸代替,而寺院仍保留了这一习俗。     

郭店简、上博简中的禅让学说与中国古史上的禅让制

关于尧舜禹禅让的事迹,见于春秋以前的史籍,并非出自战国的某家之言;孔子虽讲到尧舜禹禅让,但实际并未提倡实行禅让;郭店简《唐虞之道》与上博简《容成氏》、《子羔》篇,皆为战国儒家后学所作;尧舜禹禅让传说是三代以前存在不同于后世之世袭制的权力继承制的反映,不能视为战国诸子为了宣扬自己的社会理想编造的故事;中国古史传说与西方学者关于古代社会研究结论的吻合,证明人类古代社会的发育是有其共同规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