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籍士民在台湾的反日斗争

清光绪三十年（1894年）,日本殖民者发动“甲午战争”,清军败绩,翌年4月签订《马关条约》,台湾割让日本。割地议和．全国哗然,纷起抗议。台湾更是一片激愤．鸣锣罢市．集会抗议,要求拒和废约。社会各界联合发布檄文．“愿战死而失台,决不拱手让台”!表达誓与台湾共存亡的决心。日殖民者为肋逼台民屈服．派坚艋利炮重兵压境．台湾遂出现“乙未抗日”之战．时台境大动员．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全民奋起抗日。漳籍士民电纷纷参与抗日行列．林维源捐银100万两．以助抗日军饷（全台岁收入370多万两）．漳籍子弟踊跃参加简大狮、徐骧、姜绍祖、吴汤兴率领的义军奔上战场。“乙未抗日”初期．台湾巡抚唐景嵩等官员还外励内荏在领导抗日．未几就“陆续内渡．撤出台湾”。但台湾军民仍以“执戈齐敌忾．报同有众生”的气概,在战斗中前赴后继,抛头颅．洒热血,冲锋陷阵,奋起血战。从1895年6月至10月．不畏强暴的台湾军民历经5个多月的激烈战斗．打了大小100多战,抗击日本三个近代化师团和一支海军陆战队．打死打伤日军3_2万多人．日近卫师团一半被歼．近卫师团长白川能久被炸毙,．台湾军民为保卫祖国神圣领土写下可歌可泣的一页．     

田家英在长治

1961年6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简称“六十条”)在全国农村试行。9月29日,毛主席给中央常委写信,说“我们对农业方面的严重平均主义的问题,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还留下一个问题。农民说,六十条就是缺了这一条。这一条是什么呢?就是生产权在小队、分配权却在大队     

值得称道的新视角——从《侨务与外交关系研究——中国放弃“双重国籍”的回顾与反思》说起

2005年是万隆会议及中国与印尼关于双重国籍问题条约签订50周年。年初时,程希同志出版了她的专著《侨务与外交关系研究———中国放弃“双重国籍”的回顾与反思》。书出来后,她兴冲冲地送了我一本,并说希望批评指正云云。我对这个问题没有研究,自然说不出个名堂来。不过翻阅了一遍后,还是颇有感触。王赓武教授走出官场从香港大学校长的岗位退下来后,欣然出任新加坡东亚研究所所长,至今依然活跃在学术界。这位海内外熟知的侨史专家,在给程希的新著作序时,称她“写出了一本及时之作”,并“对华人双重国籍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及时之作”是…     

“大清国”的世界首富

他曾入选《华尔街日报》的千年富豪榜;他被当时西方学者称为“天下第一大富翁”;他投资美国铁路、证券、保险业务,成为大型跨国财团;他一人承担《南京条约》中100万银元的外商债务;他最终还是无可奈何走向没落……[编者按]     

香港特区发行的97回归纪念币简介

2005年7月1日是香港回归祖国8周年纪念日。1841年1月26日,侵华英军强行占领香港。1842年8月下旬,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割让香港,1860年又割让九龙。1898年,英国趁列强瓜分中国之机,强租深圳河以南地区及附近230个岛屿,租期100年。至此,英国所占香港领土面积多达1095平方公里。     

几个国家法律制定程序的比较考察

立法(制定法律)是国家的一项基本活动。国家机关在其职权的范围内,依照一定的程序制定法律规范的活动即是立法。立法权一般由国家权力机关议会行使。我国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第58条)。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立法权掌握在议会或国会手中。立法机关为了保证立法的质量,严格规定一个合理的程序是必不可少的,因而各国无不重视法律制定程序。法律制定程序一般为:提出法律草案、委员会审查、大会全体会议讨论、表决通过这样4个阶段。现在,分别考察如下。     

日本修改条约交涉与何如璋的条约认识

19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以“实现关税自主”与“收回治外法权”为目标的日本修改条约交涉的经验,经由当时驻日的晚清第一任出使日本大臣何如璋介绍到中国及当时中国的藩属国朝鲜,成为剖析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以及朝鲜开港并与西方各国订立条约的重要参照系。虽然何如璋最终没能促成清政府像日本一样着手进行改约交涉,但是,他将中国的不平等条约问题明确定位在协定关税和治外法权两大关键性条款,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同时,何如璋以日本改约交涉为模式的订约策略,对于当时朝鲜与日本的关税交涉以及《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的订立,均产生了重大影响。     

宗藩之溃：1885年中日《天津条约》“派兵条款”形成考析

1885年中日《天津条约》中的“派兵条款”,是该约最为重要,也是后果最为严重的一款。中方提出派兵权及该条款的产生,起因于撤兵问题,肇源于日本的侵朝野心。日方则坚决反对中方的独有派兵权,李鸿章为此反复调整方案。作为不同的理念和原则,“本有”之权与“均等”宗旨是中日各自主张的依据,反映了双方在朝鲜问题上的根本分歧。由于清政府做出“非常之让步”,双方最后迅速达成协议,形成双方权利“均等”的“派兵条款”。该条款是中朝宗藩关系在法理上走向溃决的重要标志,为日本启动武力手段侵朝做了法理上的准备。     

《苏蒙互助议定书》与中日苏外交博弈

九一八事变后,日苏双方在外蒙边境的冲突愈发激烈。苏联基于对日本侵略行为危害性和严重性的过高估计,不断加强对外蒙的援助力度,擅自与外蒙当局签署《苏蒙互助议定书》。为因应变局,国民政府一方面在依据中苏间相关条约向苏联抗议的同时,继续发展中苏关系;另一方面,又利用日苏冲突激化,向日本提出对苏军事协定,以调整中日关系。然而,限于在东亚国际格局中的弱势地位,国民政府无从实现其外交谋略。日本出于加强对苏战备、探明中苏关系的目的,不断对中国施压,反而使中日关系愈发紧张。面对日军的步步紧逼,国民政府唯有选择与苏合作。东亚国际局势的变动,使得国民政府冀图中立于日苏冲突的设想,毫无实现的空间。     

《京话日报》与国民捐运动

1900年庚子事变，外国列强对中国武装入侵，最终以《辛丑条约》的签订而结束。《辛丑条约》规定清政府赔偿列强军费白银4．5亿两，分39年还清，年息4厘，以海关、厘金等税做保证。在这种情形下，光绪三十一年（1905），最先在北京地区由《京话日报》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国民捐运动，为晚清史涂抹上了一层厚重的爱国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