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社区与文化:燕京大学社会学的本土化探索

由许仕廉、吴文藻、赵承信等领军的燕大社会学,一直有着本土化的学术自觉。在此探索与实践历程中,先行引入的孙末楠以民俗,尤其是以德型为核心的社会学说,影响深远。在吴文藻那里,社会学的民俗与民俗学的民俗有了级差,并影响到其社区社会学的建设,其指导的毕业论文有了重释风俗、礼俗与民俗的尝试。在"吴门四犬"中,现今湮没无闻的黄迪对孙末楠学说进行了最为系统的诠释。受孙末楠学说的影响,与瞿同祖一道,黄迪对民俗进行了社会学释义,并化用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与林耀华同期提出"文化重心"这一概念。在燕大社会学实验室平郊村的研究中,与把社区研究等同于社会学调查的赵承信等一道,黄迪将社区-功能论夯实,并强调家、村、镇等不同阶序社区的连带性、一体性。由此,德型、社区与文化也就成为燕大社会学本土化历程中的三个重要面相,并使其有着厚重的民俗学基底。     

辽三彩印花海棠式长盘浅析

海棠式长盘是辽代陶瓷典型器之一,多以三彩印花为装饰。根据考古发掘报告等资料,将墓葬出土的辽代海棠式长盘进行了梳理,从外形设计、纹饰题材和施釉手法等方面,分析了造型和装饰的艺术特点,对其盛行年代和用途进行了考证。指出辽三彩印花海棠式长盘主要在赤峰缸瓦窑烧造,是契丹贵族日常生活使用的承托器皿,造型和装饰风格借鉴了唐代金银器和唐三彩,同时也源于契丹人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具有浓郁的契丹民族特色。     

陕西丰京大原村制陶作坊遗址两座西周陶窑的发掘

201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丰镐队在丰京大原村制陶作坊遗址发现西周晚期的两座陶窑（Y14、Y15）、灰坑、垫土和灰层等遗迹集中分布,地层堆积复杂。通过发掘,我们对两座陶窑的使用、改造和废弃过程有了深入的了解,确认Y15早于Y14。半倒焰窑Y15用红烧土块和泥浆粘合成烟道内壁,在烟道底部设置两个吸火孔,并在改制成横穴升焰窑后继续使用。另发现大量陶坯。     

民族地区旅游景区游客中心建设及功能布局优化研究——以阿坝州为例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在现阶段的旅游发展中,面临景区游客中心空置率高,服务质量不高的问题。本研究试图通过分析国内外关于游客中心的研究和经营模式,结合阿坝州境内旅游景区游客中心存在的实际问题,提出以下建议：整合资源,分化游客中心功能;科学选址,合理布局点位;因地制宜,减少建设体量;突出主题,打造网红打卡点;守正创新,提高服务质量。     

浙江省区域创新中心空间格局及其驱动机制研究

区域创新中心建设对区域创新资源整合优化,发挥区域创新优势意义重大。研究运用最邻近距离、核密度估计、探索性空间分析等方法,分析浙江省区域创新中心空间分布、聚类特征及影响因素,得出以下结论:2013年浙江省区域创新中心空间分布整体呈现"周边少,中心多"的态势,空间点分布呈现凝聚特征,空间核分布存在明显不均衡现象;各县市区域创新中心空间分布同样呈现集聚特征,且存在明显的高值与低值集聚;区域创新中心的建设与发展需要市场各级主体的共同合作,同时还受到区域创新能力、经济发展水平、产业集群优势、政府政策因素以及空间邻近效应的影响。     

玄秘塔碑三考

路远认为“《玄秘塔碑》原立于唐长安兴宁坊安国寺”(路远《北宋时期碑林藏石考述》,载《文博》1996年第6期)     

唐元和三年《先藏禅师塔铭》考释

<正>《唐东都大圣善寺山门院故开法大德先藏大师塔铭》(以下简称《先藏禅师塔铭》)石刻2002年出土于嵩山嵩岳寺塔东侧半山坡,石刻所属墓塔原位应在此处^[1],但今不存。石刻现存于登封历史博物馆。文字由温雅于唐元和三年(808年)撰书,记述先藏禅师(724～797年)的师承关系、求法与传法经历及归葬地等内容(图一)。该石刻此前见诸报道与文章,主要为介绍石刻形制、铭文字体、行款、出土和收藏情况以及简述先藏生平等^[2]。本文将首次刊布塔铭拓片(图二)^[3],抄录全文,并在此基础上考证     

云南遵义型铜鼓研究

遵义型铜鼓是我国古代铜鼓的类型之一,其上承冷水冲型铜鼓,下启麻江型铜鼓。这一类型铜鼓的标准器为出土于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土司杨粲夫妇合葬墓的两面铜鼓。就现有材料而言,遵义型铜鼓的出土量与传世量较其余类型铜鼓均较少,因此对其的研究相对于其余类型铜鼓缺少更多的材料支持。本文旨在从收集现有材料的基础入手,对云南遵义型铜鼓的现有研究提出一些疑问与假设。     

现代城市发展下的文化遗产保护——以丹凤门和大报恩寺塔遗址保护展示工程为例

在文化遗产保护融入现代化城市建设的当下,文化遗产保护已不仅是“守旧”和“拯救”,更作为现代城市发展的有机部分被赋予沟通历史与现代的社会使命。因此,文化遗产的原真性保护、价值认知与现代城市发展理念的协调成为文化遗产保护与展示的重要议题。同一时期实施的南京大报恩寺琉璃塔和西安大明宫丹凤门的保护利用工程为这一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实践探索,其引发的社会讨论也反映出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呈现方式、公众交流机制有调整空间,以更和谐地融入现代化城市发展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