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州窖藏出土宋代仿古青铜器的初步认识

彭州发现的宋代青铜器窖藏,其中有大量仿古器形,对了解宋代重建礼制的好古之风以及当时的工艺水平具有重要价值。     

宝鸡眉县出土27件窑藏青铜器锈蚀特征及成分的分析研究

为了研究刚出土的青铜器在新的环境中的发展变化情况,在宝鸡眉县27件国宝级西周窖藏青铜器出土一年半后,对这批器物出土前后的锈蚀类型及特征进行了分析和描述,并对每一器物的锈蚀产物进行了系统检测分析。结果显示,这批青铜器腐蚀类型主要为封闭环境中的大气腐蚀,主要产物为碳酸盐和氧化物。但同时在其中一个器物上发现了氯化物类有害锈成分,分析认为,出土前后环境的变化是有害锈得以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原因。     

陕北、晋西北南流黄河两岸出土青铜器遗存的组合研究

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在陕北、晋西北的南流黄河两岸地区相继出土了数量较多的青铜器。由于在这些青铜器遗存中既有典型的中原式青铜器,又有数量较多的北方系青铜器,所以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邹衡[1]、张长寿[2]、郑振香与陈志达[3]、戴应新[4]、刘军社[5]、吕智荣[6]、朱凤瀚     

殷周青铜器双身龙纹及相关问题

殷周青铜器上装饰的双身龙纹,是一种时代感很强的纹样。其主要特征是在一个龙头的两侧,各有一条弯曲的身躯,形成一首双身的怪兽形象。关于这种纹饰的名称,有“双尾龙纹”、“双体龙纹”、“单首双身龙纹”、“双身龙纹”等不同说法。这种纹饰在青铜器上分布范围较小,主要存在于方鼎、簋、尊、卣、方彝等少数器种的口沿与圈足部位;流行时间也比较短,主要在殷末至西周的早期。尽管被作为一种特殊型式的龙纹,许多学者在研究中都有所涉及,但尚未见有专题研究。为此,我们对殷周青铜器上的双身龙纹进行了初步的归纳整理,对双身龙纹的年代、在青铜器上出现的寓意以及与环带纹的关系等提出了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以就教于同好。     

楚式“镇墓兽”形象与功能考

楚式“镇墓兽”之名并非来自先秦文献或器物自名,而是日本学者水野清一命名。然无论从楚地独特魂魄观念所映射的制作初衷,还是其初始和消亡时的形态,抑或是其与木俑的位置摆放关系所呈现的尊卑有别,都表明“镇墓兽”之名并不副实。这类木雕制品既非《山海经》或神话中的某些神怪,也非人间的巫史祝卜,其功能也非镇墓辟邪,或引魂升天。先秦文献所载楚地独特的魂灵观和“像设君室”以招魂表明,它们应是墓主之像,一种为了依附死者魂灵而制作的木雕人像。     

新干大洋洲遗存性质再探——以青铜器的情境分析为中心

新干大洋洲遗存性质的判断需要将其置于商代晚期南方青铜器群总体的“出土情境”与“文化情境”中考察。大洋洲青铜器在摆放、类别、毁器与涂朱以及祭祀性器具的有无等出土情境方面,与同时期墓葬随葬的青铜器有明显差异,却与同期南方祭祀坑出土青铜器有诸多相似之处。此外,大洋洲青铜器出土于河流旁边的沙洲,也与商代晚期南方青铜器主要出土于河川附近祭祀坑之情形一致。总的来看,新干大洋洲遗存具有明显的祭祀特征,很可能为祭祀坑。     

青铜器鱼纹的艺术特色研究

鱼纹是我国传统的吉祥纹饰之一,也是青铜器上常见的纹饰类型。青铜器上的鱼纹源自新石器时代的陶器文明,自商周以后逐步兴起,汉代之后更加流行。其作为我国古代青铜文明发展的重要成果,对中华传统纹饰艺术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体现出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对鱼的喜爱与崇尚,具有文化图腾意义和人文价值。     

《鱼鼎匕》铭文有关器名性质新释

《鱼鼎匕》为罗振玉旧藏,曾著录于罗氏《三代吉金文存》卷十八第30页(为罗氏摹刻本),现收录于《殷周金文集成》第三册第223、224页,内容包括考古所拓本、罗氏摹本和罗氏摹刻本三种。《集成》定《鱼鼎匕》为战国器。此器传出山西浑源,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集成》所录考古所拓本正面文字几乎看不见,但有     

中卫出土春秋青铜饰牌

1987年7月宁夏中卫县双瘩村群众平田整地时，在村西南约200米处沙丘地表上，发现了一批青铜器物，经博物馆工作人员实地勘察，属春秋时期墓葬。并进行抢救性清理，从清理的11个坑位中，整理出400余件器物，其中以动物纹样为主要特征的各种青铜饰牌最具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