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僧写真传统钩沉及相关问题研究

敦煌莫高窟以及藏经洞出文书中含有一定数量的高僧写真作品,填补了美术史研究资料中的一个空白。本文首先对和高僧写真这一传统有关的文献、考古资料进行了梳理,其次对敦煌禅定高僧写真所特有的形制规范的源头和概况做了推论,最后论述了双履图在写真形成过程中角色的转变。     

卢舍那法界图像研究简论

卢舍那法界图像,即在佛身上表现出佛菩萨、六道众生及须弥山的佛像,这一图像学研究已具有100年的历史。这种图像作品分布于西起新疆西部、东及中原乃至云南的广大地区,作品年代由5、6世纪持续至9、10世纪。20世纪初,英、德等国学者相继在和田、库车等地发现此类作品。30年代,日本松本荣一博士对新疆的出土品和敦煌的同类作品做了基础性研究,他指出那是《华严经》教主卢舍那佛图,这种观点至今仍具有指导意义。而后,中原地区的作品相继被披露出来,其中三件的图像构成极其复杂,学者们众说纷纭。80年代,美国A·F·侯渥娣博士提出《法华经》教主宇宙主释迦佛新说,在学界产生了莫大影响。然而,持这两种观点的学者一直没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经典与图像仔细对照,证实这种图像确系《华严经》教主卢舍那佛图。这种图像实际是概括华严、涅槃和法华三大部经的禅观实践产物,集中反映了佛教的住法和传法思想。本文主要保留了对直接关联图像的解析部分。     

大英博物馆藏中国绘画

大英博物馆藏中国绘画可分为两个部分：专门由圣地&;#183;奥勒&;#183;斯坦因1909年收集的敦煌绢本、纸本画;卷轴、册页、扇面等综合类藏品。馆内的中国绘画不乏稀世珍品,虽比不上美国、远东(指中国、日本,译者注)中国绘画藏品门类广泛,却堪称欧洲第一。馆内东方古籍绘画部最早开始系统收藏中国书画。1913年,收藏中国绘画和东方书画艺术品成为新创立的东方古籍图片绘画部的工作职责,同时收集东方其它的图像艺术品。     

明代广东水陆交通建设及对商贸发展的作用

明代特别是明代中后期,广东农业商品经济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促进了商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适应这种形势的需要,广东水陆路交通建设,诸如河道的整治与开凿,津渡的设置和桥梁的建筑,道路的修整与开辟,都有长足的进步。从而加快了省内商业网络的形成,加快了商贸的发展,使广东的商业和对外贸易跨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粟特神祗的印度图像研究——考古和文字证据

我们研究粟特宗教艺术时，做一些初步的区别是十分重要的。首先，是要区分粟特中心地带（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东南与塔吉克斯坦以西之间）及散落附近广袤的聚居地（从黑海到中国，可能甚至更远）。考古调查显示，马兹达教（又作“袄教”）的地方形式传人粟特腹地成为当地的主要宗教。而佛教、基督教、摩尼教在粟特则受排斥。     

礼仪中的图像——鲁西南《单钱灶》及其礼俗实践

作为礼仪图像的一种类型,鲁西南地区木版套色年画《单钱灶》是一个由信俗、礼俗和审美三重维度建构起来的"精神结构体",该类灶王图在民俗语境中承载了"九世共爨"和"天缘配"等民众的朴素价值观念。在礼俗实践中,供奉者借助图像媒介与神灵之间通过膜拜、观视行为完成精神的"对话",图像的信仰功能、礼俗意义与审美价值在致祭过程中得以横向展开,有效带动并持续激活文化记忆代代绵延赓续。从图像释读与礼俗实践视角出发,对《单钱灶》图像相关口头记忆、礼俗实践、历史文本与图像本体关系进行梳理,能够有效阐释根植于民俗社会的礼仪图像所依赖的民俗语境与礼俗传统。     

“毅然杯”丝绸之路·兰州文化散文大奖赛评奖结果

为传承华夏文明,弘扬丝路文化精神,打造以黄河文化为核心的兰州都市圈文化产业区,展示兰州作为丝绸之路重要节点城市的桥梁纽带作用,兰州市义联与《丝绸之路》杂志社联合举办“毅然杯”丝绸之路·兰州文化散文大奖赛,面向海内外人士征稿。本次征文活动得到了兰州市委宣传部的大力支持。     

解读关野贞的中国建筑图像记录

图像记录是建筑遗产文献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文化遗产保护和研究中"原真性"的重要依据。1906至1935年之间,日本学者关野贞对中国进行了大范围的实地考察,拍摄了大量照片,较为全面地反映了20世纪初中国建筑遗产的保存状况。本文是对关野贞中国建筑图像记录成果的介绍。这些图像记录在见证关野贞中国建筑研究生涯的同时,也参与了近代中国建筑史学的建构过程。对以梁思成为首的营造学社研究的起步,发挥了"信息源"和"催化剂"的作用。     

混凝土施工技术在道路桥梁工程中的应用解析

近些年,国家经济水平不断提高,交通建设的发展水平更是迅猛,混凝土路桥的数量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增加。然而许多问题在桥梁的施工和应用中频发。混凝土质量造成结构裂隙,继而导致桥梁断裂,最终威胁人们的人身安全。     

藏传佛教美术中多闻子图像及其信仰——以夏鲁寺为例

藏文“多闻子”(rnam tos sras)是梵文Vaisravana的意译,汉传佛教音译作“毗沙门”.因多作为天王之一,又常意译为“毗沙门天王”或“多闻天王”.一、汉、藏文经典中的多闻子多闻天王来自欲界六天之四王天,《立世阿毗昙论》卷四载:由乾陀山有两顶,中间为毗沙门国.西晋译经《阿育王譬喻经》(Asokāvadāna)提到,多闻子被派往印度北方护持三宝之法宝(Dharma).由于护持佛法有功,被佛祖释迦牟尼赋予“长生、财富、健康、快乐、荣誉”.他时常守护道场,听闻佛法,故称遍闻或多闻[1].有关天王或多闻天王信仰的较早汉、藏译经典不少于三、四十部[2 ];其中最早专门提及多闻子信仰的应为《大吉义神咒经》.据此判断,多闻子崇拜应在5世纪中期以后才出现在佛教经典中;而多闻子形象可能略早于此在印度祭祀仪式中已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