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桐城派的中国史编撰

清末民初桐城派学人在史学领域颇有作为和影响,尤其是中国史编撰方面。他们或编纂贯通古今的中国通史,或以史学家敏锐的意识记载亲身经历的民国史,或参修政府组织的官方正史。他们的中国史编撰具有几个方面的特点:宣扬进化之史观,撰写历代兴衰之内容,注重史料之搜集和征引,追求真实之历史,书写雅洁之语言。清末民初桐城派的中国史编撰新旧杂糅,既能因时而变,又能坚守着传统史学的一些特点,真实地存在于那个时代的学术谱系之中,不应被忽视和遗漏。     

桐城派的传承与传统教育

桐城派的传承相当程度上依托于传统的教育制度。书院讲学、家学传授、私人授徒等传统教育方式使桐城派在人员构成上迅速扩展,成为一个超地域关系的文学派别。桐城派成员之间广泛存在着“师事”或“私淑”等不同类型的师生关系,这些关系是维系桐城派的重要纽带。桐城派的存在是如此依赖于传统教育,以至于传统教育体制在晚清走向瓦解时,桐城派也就自然失去了生机。     

桐城派的阅读、知识谱系与流派风尚

桐城派效法韩愈的读书旨趣,逐渐形成独具特色的读书法。这也规定了桐城派的书籍选择范围,甚至推衍成独具桐城风味的书单。其书单的增删,能反映桐城派在不同时期的新气象及其酝酿的缘由。桐城派的说经实践又是其读书法的具体运用,“文本于经”“文能通经”“说经之文是古文”是其三个重要内涵。而对桐城派“空疏”的批评因此得以展开,这一批评直接影响到对桐城派学术品格的判断。由此还可以进一步得出桐城派的经典化与知识系谱建构一直处于“进行时”的结论。     

姚鼐与钟山书院

清代著名文学家,桐城派文学大师姚鼐一生与南京结下了深厚的渊源。自乾隆五十五年（1790）到嘉庆二十年（1815）病逝,其间,他一直任南京钟山书院山长（钟山书院遗址在今杨公井白下会堂附近）。     

关于姚永朴《史学研究法》的认识

《史学研究法》是桐城派晚期学者姚永朴系统阐述其治史理论与方法的专著。从姚永朴所论史学的意义与功能、史著的体例、史文的古今奇偶繁简曲直之分,以及使用比较浅显的文言文形式等方面来看,其《史学研究法》不仅是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总结,也是对当时西方史学在中国传播所做出的回应。     

清代中叶的汉宋之争与桐城派——以清国史馆《儒林传》初稿为中心

汉宋之争是清学史上的重要问题,嘉庆中叶编纂的清国史馆<儒林传>初稿,比较集中地反映了这一时期汉宋学术争论的实况.主张汉学的史稿编修者,效仿<明史>中只设儒林传,不为道学家立专传的体例,在具体编修中将主张宋学的桐城学者列入较为时人所轻视的<文苑传>中,以达到扬汉抑宋、为汉学争取儒学正统的目的,以致时至今日,桐城派依然被主要视为一个文学流派,桐城学者也主要被看做是文学家,他们在古文、辞章之外的其他成就,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桐城派文人在清史馆

民国初年,设清史馆,赵尔巽为馆长,所聘总纂、纂修、协修100多人,桐城派文人,如马其昶（通伯）、姚永朴（仲实）、姚永概（叔节）、吴间生（北江）,均入馆修史。